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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形成原因及模式简论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2003级5班 张福坤


内容摘要：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而经济条件是根本。同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基于其本身的传统或特点使得法治社会形成时间必然不同，因此各自模式也便不同。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
关键词：法治社会 法治 法制 法制现代化 法治社会模式

探讨法治社会，首先要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李步云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较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法治国家十项原则：（1）法制完备（2）主权在民（3）人权保障（4）权力制衡（5）法律平等（6）法律至上（7）依法行政（8）司法独立（9）程序正当（10）党要守法。[1]此十项原则很好的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模式。当然我们探讨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严格意义上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关系又不可对立。建立法治社会需要法治国家的主导，而要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又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为基础。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到逐渐辅以社会的多元立法执法；以国家的单一法制为主辅以社会规范为主，而国家法制逐渐缩小影响而最后至消亡。”[2]所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本文重点探讨法治社会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

法治社会形成的必然

有学者指出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并非西方专有。（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就可以形成法治社会，这是一种必然。

法治社会模式之讨论

上文已得出法治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应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特别是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的支持，但那不是根本的。本文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体现法治社会形成的共性，而精神文化因素则表现着法治社会形成的个性。因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及传统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要不然当今社会为什么向全球一体化迈进？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按照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成时间的早晚，我们把法治社会分为早发晚发型模式。（3）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看到，在有些学者编写的书籍里面，在论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按照动力来源及法律发展文明为依据，把法治社会分为外发内发及混合型三种模式。（4）在此涉及“法制”与“法治”二词，笔者认为法制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联系和一致的。而且，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正是从人治到现代法治转型并以法治为最终目标的。不妨先看一下三种模式的具体划分：第一种所谓内发型，可以英法美为例，他们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即商品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这与前一种划分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前种观点，不难看出所有的外发及混合型都应属内发型；第二种所谓外发型以俄日印为例，其形成是因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传统对一个较为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冲击所导致的。由于其内在生产力和其他条件不具备，自然的由外力充当了主要动力；最后一种是以中国新加坡为例的混合型，因为他们的法制现代化由内外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催动的，由于这些国家传统历史悠久，社会内部市场化低工业化晚，不具备全部的内在条件，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发长的经济政治基础，所以传统与外来文化差异使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催化剂。

综上两种对法治社会模式的划分，其出发点在与前者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始终强调作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按照前者划分法治社会模式标准，后者那种内发外发混合模式的划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因为所有的法治社会都应该是内发型的，只是有早晚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始终没有忽视掉文化因素。正所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到不同学说影响，其伦理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追求合理进步是人类共性。它可能被掩盖，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3]在这方面尤其反对“西方中心论”制约上，两者观点确是一致的。

结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正确的定位以内应该是在最终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应坚持走下去。在此进程中要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包括理论价值观念等，按照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新的融合与创造，把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来。
（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所限，在此只谈及皮毛即其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而且文中观点不免稚嫩，不当之处，望多指正。）
注释：
（1）（3）观点出自马新福的“亚洲国家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一文，转于《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上，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
（2）引自《礼记 中庸》
（4）“法制现代化模式”出自《法理学》公丕详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参考资料：
[1]李步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三期
[2]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于《政治与法律》上海社科院1995年第一期
[3]杜恂诚《中国传统理论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2




民事检察监督之系统定位与理念变迁

陈桂明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这一制度在具体运作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一项工程的具体实施需要首先领会设计意图，同样，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实施也需要首先明确这一制度的设计思想，确定其作用和功能定位。本文拟考察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民事诉讼制约监督系统中的定位，并对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国家立法者设计这一制度的理念变迁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是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宏观认识前提。

一、民事诉讼之制约监督系统与民事检察监督之定位

民事诉讼中的制约与监督系统作为一种制衡与约束机制，旨在通过相关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与相互作用，建立科学的诉讼结构，防止和纠正诉讼上的各种偏失与错误，从而实现诉讼公正。制约与监督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即制约与监督的途径、方式和内容不应当限定于某一个方面，否则这一机制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

（一）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之内系统与外系统

民事诉讼中的制约与监督系统首先区分为内系统与外系统。所谓内系统即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系统。制约与监督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包含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制约与监督系统体现了法院与当事人、其它诉讼参与人相互之间的制约与监督，它包括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以及法院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之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等方面。民事诉讼中制约与监督的外系统即来自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组织和人员对诉讼活动的制约与监督系统，通常被称为社会监督系统，此种监督系统，主要包含党政监督、新闻监督、法学家监督和公众监督等方面。


需要特别指出，外系统作为来自社会并对诉讼形成的制约与监督，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对法官的制约和监督，而应当理解为对诉讼中各主体活动的全面制约与监督。因为法官的行为在诉讼中尽管是主导的方面，但不能代表诉讼活动之全部，影响诉讼公正之因素除了法官的行为外，还包括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因素。

（二）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之自系统与他系统

民事诉讼中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法院组织的角度可以分为自系统与他系统。法院组织内部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称为制约与监督之内系统，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制约与监督，以及法院自身各部分之间和不同人员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研究民事诉讼中制约与监督的自系统，实质上就是从民事诉讼制约与监督的视角，研究法院组织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研究法院组织各级别、各部分之间的工作关系。狭义来说，自系统是法院组织法方面的研究内容，但与诉讼关系极为紧密，以致我们研究民事诉讼中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决不可忽视这一重要内容。民事诉讼中制约与监督的他系统是指法院组织及其人员与诉讼的其它主体之间的制约与监督。

（三）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机制之职能化、程序化系统与非职能化、非程序化
系统

民事诉讼中各种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一些方面规定了特定主体在诉讼上制约与监督其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建立了法定化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可称之为制约与监督的职能化。这种职能化的制约与监督多被赋予程序操作的规定，以便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可称之为制约与监督的程序化。法院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制约与监督（自系统）以及法院与其它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制约监督（内系统），是职能化、程序化的制约与监督机制，除在法院组织法上和民事诉讼法上有职能化规定外，还在民事诉讼法上实现了程序化。民事诉讼中制约与监督的外系统，通常在法律上未作规定，但是这种社会监督机制的实际存在却是诉讼程序民主化乃至法律制度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其非职能化、非程序化的特点不仅不影响它存在，反而成为其生存的基础。


首先，职能性、程序性规定具有难以避免的盲区。其法定化、规范性的特点，决定了不同角色之间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如时间、方式、效力等）实施制约和监督，这就产生两个问题：其一，法律规定失当，决定了职能化、程序化制约、监督系统的失当，法律规定虽然可以不断完善，但永远不可能达到至善至美。其二，法律规定即使是完善的，依据这种规定所实施的制约与监督同样也不会是万能的。举例来讲，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可以在１５日内提出上诉，这无疑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制约法院的法定手段，时限的规定确是必要的，但是，超出时限这种制约手段便不复存在，如果判决确有失当，上述这种制约手段就难以发挥作用。由此两点可以看出，职能化、程序化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具有必然的“盲区”。而非职能化、非程序化的制约与监督不受法律规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自身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对诉讼中的各主体进行监督，并对将来的诉讼发生影响。


其次，主体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职能化、程序化制约监督功能也具有局限性。民事诉讼中一个主体对另一主体的职能化、程序化制约与监督是通过特定的人员来实施的，因此其功能的发挥，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个人价值取向、认识能力乃至情绪、偏好的影响，其偏差可能导致制约与监督本身失之公正。另外，职能化、程序化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评价角度具有单一性，其依据只能是现行立法，职能化、程序化制约、监督机制的功能也只能是保证诉讼中各主体、角色的行为符合现行法律的要求。这固然可以起到保障诉讼公正的作用，但是，符合现行法律所意味的公正与社会所需要的公正，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并不同于正义，有时甚至可以说法律是不正义的，即使如此，职能化、程序化制约监督主体也只能据此去“矫正”被制约、监督者的行为，这是一种缺陷。而非职能化、非程序化的制约、监督机制，是通过非特定的主体即多途径的社会方面来实施的，广泛的社会监督具有多元的评价角度，不受个人认识能力和偏好的限制，因此这种制约与监督总体上反映和实现社会所需要的公正。


综上所述，诉讼中的职能化、程序化制约与监督系统，虽然为诉讼公正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常规化的保障机制，但这种机制并非十全十美，非职能化、非程序化的制约、监督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不足，因而成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通过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系统的分析，可以大体上确定民事检察监督机制的地位与作用。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看，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属于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之内系统，因此，它通过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诉讼上的权利去实现监督功能；从法院组织的角度看，民事检察监督属于民事诉讼制约监督之他系统，因此，这种监督是在法院之外设置一种平衡器，约束法院；民事检察监督属于职能化、程序化的制约监督系统，法律首先赋予了检察机关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专门职能，同时也对这一职能的行使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这种监督尽管不能取代非职能化，非程序化的制约监督系统，但是其运作却由于具有法律上的保证而更能直接地发挥作用。

二、维护竞争和垄断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
讼的宗旨

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演变的。在资本主义法制史上，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最早建立于刚刚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洗礼之后的法国。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把参与民事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在此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仿效，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


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在创建的早期，其适用是有较大局限的。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各国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制定法律政策的基础。在民法方面，确立了契约自由的原则，法家们还从“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自由”等理念出发，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作为法律的具体标准，极端地奉行“个人本位主义”。与此相适应，在民事诉讼法方面肯定了民事权利处分自由，国家不加干预的原则，即处分原则，以此作为实体法的“生命形式”、“内部生命的表现”（马克思语）。当时出现了很多反映这种法律政策的法谚和口号，例如：“当事人是诉讼的主人”、“没有原告就没有被告”、“法律禁止法院超越原告人请求限度”、“个人最大限度自由，国家最小限度干涉”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自然只限于法律规定的很小的范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１条就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以外，唯有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民事诉讼中以当事人处分排斥国家干预，使检察机关只能发挥微小的作用，这种状况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要求，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如果不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私法自由，便不利于形成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又反映了资产阶级同时认识到上述自由也不能毫无限制。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者，必要时需要代表公益对民事诉讼进行参与、监督乃至适度的干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