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侦”论坛
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第一战斗力
（兰绍江）

邓小平同志曾经英明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 由此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换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使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我们今天应当循着小平同志的思路，大胆地提出“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第一战斗力”，其目的在于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刑事侦破能力的提高以及侦查观念的转变。
一、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一直对刑事侦查产生着重要影响。
目前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演绎的是我国宋代著名刑狱官、法医鼻祖宋慈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侦破疑难案件、昭雪冤错案件的史实。宋慈积多年实践所著的《洗冤集录》记载了许多科学断狱的案例，为后世之楷模。湖北出土的秦代竹简《封诊式》，也有力地证明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我们先人在刑事断狱中就曾运用了观察、记录和检验物证的手段。虽然受科技发展水平和封建制度的限制，中国古代推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断案方式，但也强调“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注意发挥证据的作用。[2] 在历史上，大凡聪明、公正、颇有成就的断狱官，无不注重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寻找和检验证据断案；而大凡昏庸无能或别有用心的断狱官乃至酷吏，都仅仅依靠主观臆断、酷刑加口供制造冤假错案。
近代《刑事侦查学》的诞生也是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结果。十九世纪，由于解剖学、物理学、化学、光学在欧洲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和完善的各种技术手段、仪器设备，为刑事侦查提供了有利的科学武器。1892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汉斯•格罗斯以在近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事科学技术手段为主，结合归纳侦查部门采用的策略方法，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犯罪侦查学》。这一时期，推动犯罪侦查学发展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成果还有：法国的阿方斯•贝蒂隆——《人体测量法》；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指纹学》；比利时的斯塔斯——《毒物学》等。当时，犯罪侦查学被认为是一门“把自然科学应用于法律科学，旨在对物证进行检验、同一认定、具体辨别和判断的学科”。[3]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刑事科学技术手段不断丰富，刑事侦查学也日益充实、完善。毫无疑问，近代刑事侦查学（也称犯罪侦查学）的诞生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刑事侦查学后来乃至今后的发展，也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
刑事侦查的核心是寻找、发现和固定犯罪证据，没有证据罔谈破案，证据不足就不能将罪犯绳之于法，取证能力就是刑事侦查的战斗力。在现代科技与法制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在提升侦查战斗力方面更加显得突出和重要。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侦查人员根据杀人现场血型物质的检验，只能为划定嫌疑人范围和排除嫌疑提供帮助；当将DNA技术引入法医物证检验，就可以提取现场血痕、精斑或其他人体分泌物、脱落物，用DNA图谱比对的手段，断然性地认定特定的杀人犯和强奸犯，使物证的价值发生质的飞跃，使侦查员的信心空前坚定。自从X光、激光、微波、红外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刑事侦查之后，我们在潜在痕迹显现、秘密侦听、窃录、邮检、搜查等发现与获取证据的工作中，感到空前的得心应手，大大提高了侦查机关发现证据、提取证据的能力。当计算机技术被应用到侦查领域，过去繁杂、凌乱、“割据”的犯罪情报管理和查询实现了自动化的高速运行，不仅解脱了大量人力，提到了效率，而且极大地扩展了情报交流运用、资源共享的空间。
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的重要战斗力，已经被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

二、 刑侦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升了科学技术的地位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融入世界体系，人们的价值观、人文观以及法制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对刑事侦查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总体上看，要求标准越来越高，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1、刑侦工作环境发生的变化。
① 法制环境的变化。我国已经进入法制化社会，立法和执法监督日臻完善，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侦查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督和制约。
如：1997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９６条规定了在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制度。法学界和律师界对这一制度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成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嫌疑人权益和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保障。对于这个制度，刑事侦查部门还缺乏认识高度与合法有效的应对措施，以致某些地方一味地设置障碍。因此法学界和律师界呼吁从立法角度赋予其更大的操作性、强制性，甚至要求对于侵犯此种权利的给予处罚。从同国际接轨的角度以及执行《保护人权公约》的角度，这些呼吁肯定要大部分实现，侦查工作将面临更严厉的挑战，必须有应对措施。
　　　又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规定了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收集的证据应当排除。法学界目前强烈呼吁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或制订“证据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律师们已经开始运用这一规则对侦查取得的证言、供述等证据进行质疑和排斥。
　　　再如：国际通行的诉讼规则包含“沉默权”制度，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近两年个别地方在自己试行“零口供”和“沉默权”制度，这为一些学者提供了论据。“沉默权”制度在国际上也存在争议，一些创始了“沉默权”制度的国家又在对其加以限制。有限的沉默权制度肯定会体现在我国诉讼法修改中，由此对传统的侦查模式提出新的挑战——不要过多指望犯罪人的供词。
此外，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改革和遏制司法腐败工作的深入，司法机关实行了“错案追究制”，公安侦查机关也大都实行了“案件倒查”制度，侦查人员的责任加大。这固然可以警示人们增强责任感，但是也产生了某些畏难的负面作用。
如此等等（还有许多），从大局看，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必然，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但对于刑事侦查工作来说，却是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考验。
② 人文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起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方文化、思想、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突出的是，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观念正逐渐挤占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观念的地位；个人主义同维护私权、发展个性联系起来，成为普遍接受的理念，许多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以我为中心”。此外，在经济改革中连续不断的物质利益刺激，导致人们越来越追求“实际”，传统的道德标准发生偏移，这种偏移又在人际间交互影响中被逐级放大，公众的传统正义感受到怀疑和动摇。再有：由于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人际交往取向和基层社会组织功能发生变化，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层联系群众网络，和基于这个网络形成的工作模式已经失效。如此种种变化，对刑事侦查工作产生的最明显的影响是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一些人“事不关己”，唯恐躲闪不及；甚至一些受害人也并不积极配合作证；更有甚者，有人是非颠倒包庇犯罪、刁难纠缠侦查办案人。世风如此，乃至公安机关不得不设置“见义勇为奖”，以资鼓励社会道义。
③舆论环境的变化。由于人们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对社会安全感的期望值加大，参与评价安全指标的意识显著增强，因而社会舆论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评判日益增多。现代传媒手段极其发达，各种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特别关注刑事案件的发破新闻，曾经被大多数人视为“神秘”的侦查工作，近些年被媒体热炒、“曝光”，几无“秘密”可言 。刑事侦查始终处在媒体追踪范围，其中不乏干扰之嫌，这无疑对侦查工作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2、犯罪形式发生的变化。
①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增加。这些犯罪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纪律”严酷，不仅社会危害性大，而且侦查工作难度大。
　　②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增强。不仅犯罪手段经常花样翻新，智能犯罪与高科技手段犯罪上升，而且从各种影视、媒体模仿或相互传授中学会逃避侦查的技巧。
③犯罪人对抗性加大。犯罪人的对抗性有的表现为公开的暴力：暴力拒扑、报复侦查人、威胁干警家属（“威胁性对抗”）等；有的表现为非暴力的、“合法化”对抗，譬如：故意沉默抗拒，故意刺激和引诱刑警违纪、甚至以莫须有的“刑讯逼供”设置“陷阱”。譬如２００３年，在沈阳刘涌改判的案件中，有人为了替刘涌开脱，建议最高法院将辽宁省高法二审判决中“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模糊词汇，改写为“认定刑讯逼供的事实，并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不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这一“建议”得逞，那么接下来就要追究公安、检察机关办案干警“刑讯逼供”的罪责！
　上述种种变化使犯罪与侦查、邪恶与正义的较量显得日益复杂：一方面由于犯罪形势严峻，出于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全的目的，必须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侦查工作难度加大，侦查效率降低、破案率下降。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新的犯罪形势、新的工作难度，如果仍墨守陈规，老思维、老套路，靠“人海战术”、“疲劳战术”，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打消耗战，显然已经极不适应。我们一直在探索改革，试图通过充分调动人的能动性来提升刑事侦查的战斗力，我认为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 解决上述矛盾、提升战斗力的关键，最终是要提升侦查工作发现和获取犯罪证据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
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战斗力”，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邓小平同志指出：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法宝。”[4] 一切科学技术都是由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是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一切科学技术手段又都是靠人来掌握和使用的，人的智慧和才能借助科学技术得到无极放大；没有人的积极性，科学技术不会变成战斗力。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人的能力的最高体现。“科学技术是刑事侦查的第一战斗力”正是充分体现人的智慧、才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三、 刑侦工作中的科学技术内涵
刑事侦查中的科学技术是为侦查破案服务的，它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与成果，发现和获取犯罪线索、证据，提高打击犯罪和预警、预防能力的各种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的总和。它既包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也包括现代化的侦查观念，更需要人的整体科技素质的提高。
１、 应用技术的范围。主要应当包括５大类：①物证技术——各种痕迹物证的发现、固定、采集、检验技术。这是提升发现与获取“科学证据”能力的基础。②情报技术——收集、分析、管理、传递各种社情、敌情及相关信息的高科技手段。这是为侦查提供重要线索的基础建设。③秘密侦察技术——这是为应对犯罪的隐蔽性，获取犯罪内幕、线索与隐匿证据而必须设置和加强的侦察手段。④审讯技术手段——为了应对日益狡猾的犯罪分子，既维护“程序公正”，又确保“实体公正”，实现法律的正义，侦查审讯工作应当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譬如：嫌疑人心理研究与监控技术装备、审讯场景秘密摄录装置等，既可以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又可以在“控辩式”庭审中避免“莫须有”的纠缠，从而有力地支持公诉。⑤快速反应和有效制敌技术装备，诸如通讯、防卫、防爆、排爆、快速调集警力等手段。
２、 刑侦技术的开发。由于刑事犯罪案件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刑侦科学技术的广泛性，它所涉及的学科极其广袤。侦查人员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亲自去研究和创造各种自然科学的先进理论和发明新的技术手段。刑侦技术属于应用技术，我们的任务是引进、借鉴、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最先进手段，为侦查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增强科技意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广泛地涉猎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敏锐地发掘新的技术手段，并且主动争取相关部门、相关领域的支持、协作，尽快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变成侦查的战斗力。
３、 侦查人员的科学技术培训。一切技术和装备都需要人去控制和使用，缺乏科技意识和科技能力的干部，不可能充分发挥现有技术装备的功效。因此，必须把培训纳入刑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不仅普及和提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而且更要培养科技意识，更新观念，使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４、 刑侦体制与管理机制改革。刑侦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改革都应当把发展科学技术、扩大科技应用范围、强化科技培训与考核摆在足够高的位置，以适应侦查工作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效能的充分发挥。
５、 重视法科学的研究。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依照诉讼法规范实施，否则是违法、无效的。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又服务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法学是复杂而严谨、且历史悠久的科学。不重视法科学的研究，刑侦工作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刑事侦查应当把相关的法科学研究纳入范畴，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研究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统一性；研究既体现程序公正，又保证实体公正，既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侦查干警执法权威的诉讼理论与法律规范，用严谨的法理和雄辩的实证在立法领域争得重要的发言权。
总之，我们已经进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高科技正在迅速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史无前例的。刑事侦查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光在原来的思维模式下兜圈。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手段，研究机动灵活的侦查谋略，“科技加谋略”的模式将实现刑侦工作质的飞跃。(2005-6-22)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4页
[2] 刘俊文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唐律疏议》,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 [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犯罪侦查学》，1935年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68页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实施行政许可监督规定


政府令第159号

《郑州市实施行政许可监督规定》业经2007年3月7日市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赵建才


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郑州市实施行政许可监督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提高行政效率,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
前款所称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包括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以及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相应部门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
本规定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规定适用于法律、法规授权实施行政许可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第三条　实施行政许可监督应当遵循合法、客观、公正、效率的原则,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主动监督与受理投诉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第四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以及社会监督、舆论监督。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依法处理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和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和本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工作。
监察、审计、财政、人事、价格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进行监督。
第七条　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涉及行政许可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二)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三)行政许可实施配套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四)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执行本规定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的情况;
(五)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情况;
(六)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事项。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的,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的原则,减少环节、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实施行政许可岗位责任制度,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具体实施行政许可工作人员的职责。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实施行政许可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审查、决定、监督职能分离制度以及人员轮岗制度和回避制度。
第十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经本级人民政府确认后,在当地主要媒体上予以公告。
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的确认,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从事行政许可实施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应当与受委托行政机关签订《实施行政许可委托书》。
《实施行政许可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和受委托行政机关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内容、委托期限及法律责任等。
委托行政机关应当将《实施行政许可委托书》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并予以公告。
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所进行的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并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公众有权查阅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监督检查记录,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给予方便,不得拒绝。但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公众查阅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监督检查记录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复印或者摘抄。
第十四条　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对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投诉、举报制度。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有权向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或者同级监察部门投诉、举报。
第十五条　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投诉、举报后,应当及时向相关人员调查情况,调阅有关案卷材料,并自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30日内,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或者举报人。
监察部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理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投诉、举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实施行政许可监督的方式包括:
(一)明察暗访;
(二)对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进行考核、测评;
(三)对行政许可案卷材料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
(四)对实施行政许可的听证、招标、拍卖、考试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五)对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进行社会调查;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十七条　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现场监督和检查时,应当委派2名以上持有《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的工作人员进行。
第十八条　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对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发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确有过错的,应当责成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依法予以纠正;对负有责任的从事行政许可实施工作的人员,可暂扣或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并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向有关部门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时,应当将有关材料同时移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按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的要求,完善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有关工作制度,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　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对下列实施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个案监督:
(一)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投诉的;
(二)上级领导机关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指定调查的;
(三)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行政许可行为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其他社会反映强烈的。
第二十一条　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情况,应当作为对该机关进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和依法行政情况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对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的具体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人员的学习、培训;
(二)建立、实施本机关有关行政许可配套制度的具体工作;
(三)根据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实际,适时提出改进行政许可实施工作的建议;
(四)配合、协助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和上级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开展行政许可监督工作,指导、督促本机关有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机构和人员落实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提出的处理建议;
(五)本机关确定的有关行政许可内部监督的其他工作。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追究该行政机关及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指派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人员从事行政许可实施工作的,由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责令改正,建议将该人员调离原工作岗位;拒不改正的,由有关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督机关的法制机构开展的行政许可监督工作不予配合,或者拒不按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的要求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的,由监督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从事行政许可监督工作的人员在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所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管理权限的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