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虽然法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讲究伦常、孝道，注重贵贱、尊卑，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历代历朝的法律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是法律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就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而认为，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而法家主张重刑，以刑罚来压制社会反叛力量，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成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制度，其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犯法，罪及九族。 连坐制度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亲属连坐、邻伍(什伍)连坐、职务连坐。而在连坐制度中我们要谈的便是亲属连坐，亲属连坐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很多种。比如夫妻连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比如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官府告发,这样所有的罪恶都不能隐藏。再如兄弟姐妹连坐,《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另外,亲属连坐还包括父子连坐、祖孙连坐、父母妻子同产连坐(即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连坐)等等。
谈到亲属连坐，缘坐制度便是不得不说的。缘坐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缘坐等同于连坐，涉及范围比较广。从狭义而言，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正犯（犯罪人）和亲属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连带责任的制度。
从连坐制度的基本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连坐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道而驰。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不提倡族刑连坐的。对于连坐制度这一项"发明",在当时应当是有悖于伦理观念的,起码与儒家所主张的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是违背的。但其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什么能连坐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与儒家倡导的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共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儒家以礼入法的事实进程，也就是瞿同租在书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章。
亲属容隐制度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显然此时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而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 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显然此时连坐制度也并未成型。
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亲亲相隐与法家的连坐制度这一对极端相反的立场便不足为怪。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邦建国制度已由盛而衰，濒于崩溃，诸侯争霸，以富强为当务之急。于是儒家渐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法家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君所重。此派学说完全针对当时霸主之需要，其思想为反封建的，与儒家恰处于敌对地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既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订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律》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而且商鞅之秦法也极力主张实行连坐法律:"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变法中,什伍连坐法是严密的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
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汉，显然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儒法二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地位的此消彼长。但是当二者都定型也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后，二者又都在后世的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中得以共存。这便是瞿同祖提到的以礼入法的结果，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从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目的来看，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殊途同归。
容隐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虽然连坐就是一人犯罪而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人也受牵连而被认为有罪，。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连坐主要用于“十恶”中的前几项，谋反、谋大逆、谋判、等这些对整个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的犯罪，“明史案”就是比“谋反、谋大逆而论罪连坐，也用于严重刑事犯罪。如“不道罪、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不分首从，皆处斩刑，妻子流三千里，造畜盅毒者处绞刑，同居者流三千里《唐律》。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连坐与容隐在维护封建制度上二者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二者的共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泰安市外商投诉受理办法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65号】《泰安市外商投诉受理办法》
[颁布单位] 泰安市人民政府令
[颁布日期]
[文件备注]
[正 文]
泰安市人民政府令 第65号《泰安市外商投诉受理办法》业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 长：鲍志强
二OOO年六月二十五日
泰安市外商投诉受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及时、公正的处理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保障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投诉人）均可依照本办法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投诉。
第三条 处理外商投诉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第四条 市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负责外商投诉的管理工作。泰安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具体负责外商投诉的受理和协调处理工作。
第二章 投诉受理
第五条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有关服务机构在对外商投资企业行使职权或提供服务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投诉：
（一）侵犯经营自主权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三）违法实施罚款或其他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的；
（四）违反有关服务承诺的；
（五）有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恶劣，故意刁难或以权谋私的；
（六）投诉人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六条 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应当向社会公开投诉电话、传真等通信号码。投诉人可通过约见、电话、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投诉。
第七条 投诉实行一事一诉。对同一部门的多个事项可一并投诉。
第八条 投诉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明确的投诉对象；
（二）投诉内容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并附有相关的证据材料；
（三）投诉人应将姓名、职务、企业名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地址等如实提供；
（四）投诉内容应以中文书写或表述。
第九条 投诉人投诉的事项已向人民法院起诉或根据约定申请仲裁的，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不再受理。
在处理投诉期间出现前款情况的，投诉即告终止。
第三章 投诉的处理
第十条 由于投诉人对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或具体行政行为误解而提出的投诉，由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或指定的机构作出解释，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答复投诉人。
第十一条 由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之间意见分歧产生的投诉，由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直接或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解。确属被投诉人过错的，被投诉人应当限期解决问题，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投诉人。
第十二条 对乱罚款、乱收费等侵犯投诉人合法权益的投诉，由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提出处理意见按职能管辖转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并进行督办，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人。
第十三条 本市职权范围内不能解决的投诉，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向有权处理该项投诉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并同时向投诉人说明情况，并在收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后，及时转告投诉人。
第十四条 对于要求解释的投诉，应在收到投诉后10个工作日内答复投诉人；对适用其他处理方式的投诉，应在收到投诉后30个工作日内答复投诉人。因投诉事项复杂30日内未予办结的，可适当延长期限，但应每15天向投诉人通报投诉处理的进展情况。对紧急的投诉事宜，应立即处理。
第十五条 投诉人对投诉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可根据投诉人的要求再次进行协调，或引导投诉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十六条 投诉内容经核实，如与事实不符的，可以终止受理，并通知投诉人。
第十七条 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或有关部门对投诉内容进行调查、协调，有关单位应予积极配合。需要查阅有关档案或资料的，有关单位应予以提供。
第十八条 对处理投诉过程中涉及到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予保密。投诉人对有关投诉材料要求保密的，不得转给被投拆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被投诉人威胁、压制、刁难、诽谤和打击报复投诉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投诉人在投诉中弄虚作假、捏造事实、诬告诽谤他人的，由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给予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被投诉人对投诉事项故意拖延不办或借故推卸责任的，由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建议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建议被投诉人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诉受理工作人员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企业和
个人的投诉，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浅议非诉行政案件中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
肖大鸣 兰平
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法定义务，依据行政管理主体的申请，采用法定的强制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以保证国家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上是现行普通法律中对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该规定只规定了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定义务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其履行义务,并没有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期限作任何明确规定.而在现行城建、海关、工商等部门单位法律中，也从未对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期限作过明确规定，使行政机关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上具有很大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对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保障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极为不利。
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该解释对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规定有以下特点：
1、明确申请执行的期限，促使行政机关及时申请，保证行政效率，但也留下了一定的灵活性。该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赋予生效具体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行政机关在法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该解释第九十条一款规定，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他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也存在一些不足，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首先，明确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必须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限制在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以后，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如果等到这个期限再执行，既要增加执行难度，还要增加被执行人的损失。如交通稽查征费部门对拖欠养路费车辆的行政处罚，按照规定，对欠费车辆在处罚时，除交清欠费外，每日还要处以欠费金额1％的滞纳金，该滞纳金按日累计计算，如果被处罚人对行政处罚不提起诉讼，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也是三个月以上，那么被执行人应缴纳的滞纳金已远远超过所欠费的金额，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再去执行，既增加了人民法院的执行难度，又使被执行人的损失大大增大，又如在公路路政管理部门对在公路控制范围内建房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作为被执行人一般在公路边违法建房刚开始时就很可能被职能部门发现，路政管理部门作出拆除违法建房的行政处罚，如果这时可以及时申请人民法院执行，那么人民法院可以很容易执行，被执行人的损失也会很小，但按照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申请的规定，最短期限也是三个月以上，那时，被执行人的违法修建的房屋早已建完，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司法解释对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应规定不完全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管理的活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在人民法院尚未经审理认定违法之前，它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因被处罚人申请复议或起诉而使其失去法律效力，行政处罚的内容，只能由国家审判机关来确定撤销或改变，而不能因被处罚人来确定或改变，如果处罚决定可以因复议或起诉而停止执行，那么行政机关的工作将无法正常进行。这样不仅会使法律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会影响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司法解释的规定与上述规定显然不完全统一。
建议，今后最高法院在对非诉行政案件申请执行的期限作出解释时，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设定在一定条件下行政机关在复议和行政诉讼阶段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弥补现行司法解释中对非诉案件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不足。
四川泸州纳溪法院 肖大鸣 兰平 电话0830-280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