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审民商判决书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一起经济纠纷判决书的制作
吴庆宝

　　如何制作高水平的民事判决书，已经成为民商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对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评析，就如何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以及当前制作民事判决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位同仁参阅、指正。
一、关于部首和案由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7）湘法经一初字第14号
　　原告（反诉被告）长沙铜铝材厂（以下简称铜铝材厂）。
　　法定代表人邓楚平，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文可立，该厂职员。
　　委托代理人贺汉芳，该厂法律顾问。
　　被告（反诉原告）长沙城市合作银行金城支行（原名长沙市金城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城支行）。
　　代表人陈亚军，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查建国，湖南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市新兴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闽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立军，长沙市涉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中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伯辽，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伯林，湖南君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铜铝材厂诉被告（反诉原告）金城支行无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阳公司委托代理人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该民事判决书部首部分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后未加冒号，在当事人名称之后应为逗号，而非句号；还应写明各当事人的住所地。关于当事人的简称，不宜在部首部分注明，应在案由部分或案件基本事实之前，当事人起诉与答辩或陈述意见时予以注明；在写法上，有的法院写为“以下简称”、“下称”、“简称”、等，从习惯和写法统一方面考虑，写为“以下简称”更好一些。在审查一些法律文书时还发现，有的法院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种写法是不妥的。如果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应写“董事长”；如果“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则应写“总经理”。试想，如果该法定代表人有七、八个职务，甚至更多头衔，是否也都写上？显然是不行的。
　　在写案由时，不论写的是原告人起诉的案由，还是法院经审理后确定的案由，均应当简明扼要，无须面面俱到。比如，借款合同纠纷，只须写成“借款合同纠纷”，不应写为“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或“借款合同欠款纠纷”之类。在本案中，法院将借款合同纠纷写成“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显然是欠妥的。另外，写当事人、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应当写明各方当事人具体什么人、以什么身份参加了诉讼。该文书中“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的“代表人”的写法指代不明确。
二、关于原告起诉与答辩
　　铜铝材厂起诉称，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厂多次向新兴公司追索欠款，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组织了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后金城支行因对新兴公司借款不放心，提出必须由我厂签订借款合同，否则不贷，我厂被迫同意，但声明此款只是借用我厂名义贷给新兴公司，并由该公司负责归还。五月十一日，我厂在与金城支行的借款合同上盖章，并随之办理了抵押手续，中阳公司则在担保人栏内盖章。正式办理放贷转帐手续时，金城支行提出自己没有一次性放贷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我厂以下属单位名义假立借据。我厂只好照办。立据当日一千三百万元转入我厂帐户，同日又转到新兴公司帐号。该公司当天还我厂四百万元，分贷给中阳公司一百八十万元。借款到期后，新兴公司多次与金城支行联系，要求延期，并两次出具还款计划，但未执行。我厂认为，金城支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迫使我厂代融资者签订借款合同，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且在操作上弄虚作假。借款合同不是我厂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
　　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九五年五月，我行与铜铝材厂签订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因我行按规定不能一次发放，经与铜铝材厂协商，该厂提出以下属五个单位名义借款，但实际仍将款进铜铝材厂帐号，并由该厂偿还。为此，双方还订立了“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我行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单位订立合同后，分五次共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同时在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合同上约定与其下属五单位签订的合同无效。然而贷款到期后，铜铝材厂至今未偿还贷款本息，虽经多次催促，但无结果。现铜铝材厂忽然起诉，声称此款是新兴公司借款，并捏造事实，混淆是非，企图与新兴公司、中阳公司恶意串通，来损害我行的利益。我行认为，我行与铜铝材厂的借款关系明确，因此反诉请求：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中阳公司陈述意见称，铜铝材厂诉称分贷一百八十万元给我公司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理由。中阳公司从未与谁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既不存在欠新兴公司的钱，也不存在欠铜铝材厂一百八十万元的问题。铜铝材厂无权提出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的诉讼请求。
　　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
　　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与反诉，基本将案件前因后果陈述清楚，但在一些内容的写法上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写年、月、日与款项数额时应当采用阿拉伯数字，包括在后面的基本案情和判决主文中，均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在标点符号的用法上，例如“铜铝材厂起诉称，……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本来两句话中间应当是逗号，表达连贯的两层意思，却因分成完整的两句话，使得理解时可能产生歧义。或使意思表达断断续续，缺乏逻辑性。第三，年、月、日写法应完整。象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95年5月”这种表述过于简化，毕竟法律文书不是流水帐，也不是随意聊天的记载，不该省略的地方还是应当追求完整的，比如写成“1995年5月”。第四，关于“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的写法。那么新兴公司是否作过非正式陈述？参加庭审时有无口头陈述？如有口头陈述，亦应写明：“新兴公司在庭审时口头陈述称，……”。在审查中发现，有的法院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即称该方当事人未作答辩，而事实上，该当事人不但后来提交了答辩状，而且在开庭审理时还有具体的陈述意见。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无视当事人书面与口头上的意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提交了答辩状，或是庭审时有口头陈述，或有律师代理词，法院均应如实将该当事人的意见予以体现出来。只有当事人确实未写答辩状，也未出庭，没有任何书面与口头意见的，法院才可称该当事人未作陈述。
三、关于案件基本事实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五年四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的拆迁补偿费。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九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五月二十二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5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4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4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后被金城支行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2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铜铝材厂、新兴公司三方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付款、收款凭证、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
　　案件基本事实部分既要写明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又要写明经法院查证以及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基本事实。对于有争议、当事人举证又不能证明的事实，法院应当如实介绍清楚，但不应同时作出自己的结论。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叙述对解决争议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和事实，为法院的审理和判决打下基础。本案基本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是很集中的，围绕着借款本息应由谁还，展开介绍借款背景、借款过程、款项使用情况，以及后来协商如何还款等。但是，这份判决书的事实部分看起来有些零乱。笔者认为可采取下面这种写法，使事实部分的条理更清楚。
　　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该厂的拆迁补偿费（？元）。（×年×月×日），新兴公司（删掉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2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1300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9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同年）5月22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注：将“屋”改为“产”更为合适）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一次性）贷款1300万元的权力，（遂）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注：均应写清五个企业全称，不应用简单称呼）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同年）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五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同年）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四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四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被金城支行（于×年×月×日）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使用）。
　　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年×月×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二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注：似将“分文”改为"借款本息”更妥些）。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注：应当简要介绍还款计划内容）。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宜）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新兴公司三方（就如何归还借款本息）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注：改为“至今金城支行未收回借款本息分文”）。
　　只有段落层次分明，案情才能一目了然，前后过程相衔接。当然，为便于介绍案情，付款过程、庭审时的证人证言亦应在必要时简要加以陈述，这样有利于将事实摆清楚，为以后的判决认定打下良好基础。如果查明的事实太多，可按照时间顺序分数段写成“另查明”、“又查明”、“还查明”。如果段落之间的事实衔接密切，亦可不加“又查明”之类的表述，可一段一段地将事实写完。此外，笔者还发现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起诉内容基本一致，有的甚至还不如原告起诉的内容全面、丰富；也有的将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书面陈述全部照搬进法律文书，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法官应使用法言法语，使整篇法律文书保持一种风格，既符合语言文字表述规范，又不要失去法官各自写作时的特色。
四、关于本院认为部分
　　本院认为，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确认无效。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无一次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而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对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所欠自己的款项，盲目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后久拖不还，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虽与金城支行签订过借款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而仅仅是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规避法律的表现形式，故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新兴公司作为存款的主要组织者和借款的实际使用者，长期占用资金不还是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所占用的款项应返还给铜铝材厂。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院认为”部分被视为整个判决书的精华部分，对原告的起诉请求，被告的答辩和反诉，支持了谁，反对了谁，支持了多少，反对了多少，应当在这一部分中作有针对性的评判。不论是阐述法院的观点还是批驳当事人的观点，均应当依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依据有密切关联的法律条文，层层论述，得出一个公正和正确的结论。本案在本院认为部分，首先直接写明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似显得太唐突，没有前因后果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欠妥当。应当根据签订合同的过程，逐一分析本案借款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进而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与此同时，也分析出铜铝材厂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从新兴公司收回拆迁补偿费，但又得出新兴公司应当还款给铜铝材厂的结论却是与本案处理无关的问题。在本案阐述理由时，应当解决本诉是否成立的问题，然后解决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本案审理结果看，反诉是成立的，法院支持了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本院认为”部分可采取如下写法：
　　本院认为：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所签借款合同，因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或根本未考虑）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拖欠自己的拆迁补偿款，盲目以自己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更无一次发放1300万元贷款的权力，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签订不准备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规避法律监管，故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金城支行对本案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借款后长期拖欠不还，其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因作为主合同的贷款合同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其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铜铝材厂作为本诉原告，其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关于判决第三人新兴公司返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因新兴公司虽是借款的主要使用者，但其并不是借款合同的签订者，也不是合同的主债务人，更不是担保人，故该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金城支行作为反诉原告，其关于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引用法律条文必须做到准确、具体，不应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在论证某一事实是否合法时，当事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如果结合引用法律条文进行阐述，更显得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当然，如果法律条文不够具体，也不必勉强，以避免引用不当和画蛇添足。
五、关于判决主文
　　一、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铜铝材厂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金城支行借款本金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三、中阳公司对铜铝材厂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新兴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铜铝材厂八百五十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七万五千元，反诉受理费九万七千元，合计十七万二千元，由铜铝材厂承担六万八千八百元，新兴公司承担五万一千六百元，中阳公司承担三万四千四百元，金城支行承担一万七千二百元。
　　本案判决主文基本将案件争议判清楚了，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有明显遗漏。例如：本诉原告的第一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书已写明，但其第二项由第三人还款给金城支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却未予判决显属不妥，应当在第一判项之后加判第二项：驳回铜铝材厂关于由新兴公司偿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第四项关于由新兴公司还款给铜铝材厂的判项，属于判非所请，即本诉原告未请求，反诉原告也未请求。那么，法院根据什么理由判由新兴公司还钱给铜铝材厂？显然这是本判决书中的一个重大疏漏。本诉案件受理费与反诉案件受理费均应由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按比例分担，法院判由第三人新兴公司承担，判由担保人中阳公司承担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亦应引起我们制作判决书时的高度重视。
六、关于制作一审民商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浅议行政中的“不作为”行为

所谓行政中的“不作为”行为，是指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亦称“不作为违法”或“消极违法”行为。行政“不作为”其表现形式大致有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拖延履行，它与行政中“乱作为”一样，都将可能侵犯或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不作为”行政行为面面观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每年“民告官”的案件有近10万件，其中有40%左右以老百姓胜诉而告结，而状告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案件每年呈上升趋势，笔者就具体案件列举一、二。由于80%股权被他人非法侵占，瑞丰公司一再申请及催促深圳市工商局对有关外方股东权变更登记的有效性及相关营业执照进行确认、补发，而迟迟得不到答复。该公司以深圳市工商局“不作为”为由，将其推上被告席；山东农民质疑招生舞弊案两年未果，遂状告教育部门“不作为”；四川射洪县万林乡牵牛村三户农民因乡政府对一起林地权属纠纷不作处理，以政府的“不作为”行为，将其推上被告席。射洪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三农民一审胜诉；一名醉汉在潜江市园林派出所翻墙时摔死，其家属认为警察没按规定进行强制醒酒措施，将潜江市公安局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潜江公安局培偿5万余元；安徽省当涂县建材公司职工汤晋，因该公司停发和乱扣其经济收入，向县劳动局递交请求履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的申请，两个月后未接到答复，以“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将劳动局告上法庭，经法院审理判定汤晋胜诉。在我们浙江，1996年春节期间，永嘉县开洋在相邻的中村饮水水源兴建堤坝，安装水管，把水源全部引入开洋村，从而截断了中村的自来水。两村就此引发纷争。县政府组织过协调，但由于两村意见分歧较大，最终没有作出裁定。而之后县政府就此事置之不理。无奈之下，110名农民以政府“不作为”为由，将县政府推上被告席，状告县政府“不作为”，要求法院判令县政府依法履行职责，此案经中、高级法院判决，以老百姓胜诉而告终；同样，长兴县工商局也因“不作为”而被51岁的该县农民李锦良告上法庭。1996年，李锦良发现当地一些青梅加工厂，从外地收购白梅，然后用墨汁、明矾等原料进行加工，使“白梅”变成“乌梅”，其中的苯酚是致癌物。李多次向镇工商所和县工商局举报，要求对此制假行为进行查处，然而查处却迟迟没有结果。在历经4年后，2001年3月，李以“行政不作为”将长兴县工商局告上法庭。从以上这些状告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加上《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多年的实践，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行为越来越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应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同时又向我们昭示了“不作为”行政行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挑战。
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既是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又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行政机关必须履行。而“不作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权力与义务相脱节、职责意识淡化的具体表现。究其原因有：一是受利益趋动。为了保护地区、行业、部门和个人利益，有些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置法律法规和规章于不顾，该作为的不作为；二是受压力所迫。有些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相对人法制意识不断加强的压力下，怕当被告，怕败诉而不敢作为。有些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上下左右关系网的压力下，不去作为，有的甚至搞变通，搞妥协；三是责任意识淡化。有些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宗旨意识不强，重权力轻义务，对应该履行的职责，有的拖延履行，有的不予答复，有的拒绝履行，有的利用各种手段推卸责任。四是行政执法人员思想政治素质、行政伦理素养和业务工作能力水平不高，遇到较为复杂的具体行政工作不知如何作为，规避矛盾，有的视而不见，有的消极应付，有的甚至用“不予答复”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不作为”行为。总之，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表现还很多，广大人民群众对此与对待“乱作为”一样深恶痛绝，一旦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就会将行政机关送上法庭。这在两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民告官”虽然使政府机关有失脸面，但这个难堪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民主与法制的张扬，充分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在不断提高，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提速”。二是各级政府和行政部门应该反思自己的工作，从立法、执法、监督各个环节查找存在的问题，在如何为民行政、依法行政上下功夫，切实在行政实践中做到“不乱作为”和“不作为”。
二、“不作为”行政行为危害谈
“不作为”行政行为与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表现形式正好相反，其拒绝履行、不予答复和拖延履行，完全是行政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从理论上讲，是一种应当作为而不作为（这里排除行政机关对经查证行政相对人不合法申请的拒绝）。其危害：一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行政管理的目标，更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行政管理，为经济和社会管理发展服务，为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我国许多行政机关具有许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合法权益的法定权力，具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如工商机关有保护生产产家产品商标权和消费者利益的职责，专利机关有保护专利发明人专利权职责，公安机关有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等等。这些权力和职责的设定，目的是使行政管理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航道，如果行政机关混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从思想认识上解决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是执行人民意志的机关这一问题，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就不能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想为人民群众所想，急为人民群众所急，就会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就会由此而产生，就会使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政府丧失信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危及到我们党的执政之基。二是与职权职责相统一的职权行使原则相背离。职权是宪法和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的权力，它与公民的权利不同，公民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但行政机关的职权不仅可以行使，而且必须行使，不能放弃。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实际上也就是赋予行政机关以义务和责任，行政机关必须尽一切力量去保证完成。因此，行政机关的职权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职责，职权与职责相统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放弃职权，不依法行使职权，就是不履行义务，就是失职。从目前我国行政实践来看，有些行政机关把职权等同于公民的权利，愿意行使时就行使，不愿行使时就随意搁置，已成为行政管理中大敌之一。行政中“不作为”或“失职”行为，不再是我们一些行政领导所认为的那种“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也不是“群众观念、作风态度、办事效率”的问题，而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违法行为的表现，降低政府威信、败坏政府形象不仅给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带来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影响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施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三是与严格维护法制统一相背离。维护法制统一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有些行政机关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对与本地区和本部门不利的违法事件不管不问，常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有些行政执法人员受到部门和个人利益的趋动，该履行职责时不履行，对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这些“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后果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出现了“盲区”，“一地两法”或“两地两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创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良好的法制环境带来了阻力和障碍，严重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程，这已成为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行政中出现“不作为”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除了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行政伦理素养与“以德治国”要求差距较大外，法制本身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也缺乏应有的约束，倒致了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不作为”行政行为无所作为。笔者随机查阅了下述八种法律、法规和规章：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2、《医疗事故处理办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4、《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5、《军人抚恤优待条例》；6、《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8、《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这其中，第1～5部法律规范没有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限制，第6～8部法律规范有期限规定，但也不全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仅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开业登记申请的审批期限，但对于法人变更、注销登记就被忽视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只所以出现这样缺陷，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立法历史背景、立法机制和立法技术造成的，这种缺陷的存在给行政机关“不作为”大开方便之门，并对此无“法”作为。
三、“不作为”行政行为对策说
改变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不作为”行政行为，对于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实属当务之急，也是加强行政机关思想政治建设、转变工作作风的需要，更是全面推行依法行政、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不作为”行政行为，就必须在行政程序、行政时效和行政监督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此来制约“不作为”行政行为。
1、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不作为”行政行为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现代法制国家特别强调对于重要行政行为加以规范化，对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实行严密的程序控制，以法定形式设置程序规则和制度来控制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力图反映现代行政的民主法制精神，体现公正、公开、效能和公平原则。但纵观我国浩如烟海的行政法规，惟独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程序法规的欠缺，“无法可依”则无从谈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一部《行政程序法》则必将导致行政的武断专横或行政的“不作为”，势必会滋生行政上的腐败。试想没有健全的程序，实体法上设定的权利何以得到落实？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制定行政程序法规，建立行政程序制度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和发展人权事业、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克服官僚主义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要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步骤、顺序、时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使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有章可循，使行政相对人合法实体权利依赖于程序得以正确顺利地实现，从根本上克服目前行政执法、行政诉讼许多方面包括“不作为”行政案件的审判操作、实体把握等无所适从的局面，以此来制约“不作为”行政行为。
2、用规定“办结期限”制约“不作为”行政行为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对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上规定了明确“审限”，这一规定不妨在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予以借鉴。行政程序法可规定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时，给出明确的期限，即“限期破案”、“限期办结”，亦即时效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期限作出决定。它的建立，一是保障行政行为及时作出，避免因行政行为的拖延耽搁造成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损害；二是防止和避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三是督促行政主体及时作出行政行为，防止因时间拖延而导致有关证据散失、毁灭或环境、条件变化，影响行政行为作出的准确性；四是有利于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行政机关除不可抗拒等不能作为外，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完毕，即认定违法“不作为”，使行政审判中的“拖延履行”认定有个明确的说法，从而赋予行政相对人更多的权利，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强化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使双方便利，义务趋于平衡，克服目前我国行政法规中重保障效率程序，轻权力制约、权利保护之弊端，以树立人民政府高效之形象。
3、要依靠“督办制度”制约“不作为”行政行为
以上已论及从程序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及行政执法的时限规定，但仅有行政法规规定还远远不够，还不足以防止行政执法规范化的落空。为保证执法到位，还应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实行“督办制度”。目前，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法规可谓众多，行政执法监督部门也为数不少，应该说是可以疏而不漏了。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行政执法的现状确实不容乐观。不知是否有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行政案件中为何行政机关履履败诉进行过认真研究，笔者认为，除行政执法员思想政治素质、行政伦理素养和业务工作能力等因素影响外，关键一点还是监督乏力。就“不作为”行政行为案件而言，除完善法律、法规和规章外，应该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在行政执法机关推行一种“督办制度”、“催办制度”，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违法“不作为”可以向其监督机关投诉，监督部门接报后作出分析，对要求行政机关作为之请求事项以书面形式进行督办、催办，以求督出成效，立竿见影，对违者以法律、法规和规章追究其责任。诚如是，笔者以为对“不作为”行政行为有所作为将指日可待。 (卞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