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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市属科研院所实行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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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市属科研院所实行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暂行办法

北京市科委等


关于北京市市属科研院所实行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暂行办法

北京市科委等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人事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税局 北京市地税局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北京市市属科研院所实行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暂行办法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意见》的精神,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北京市市属科研院所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促进院所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
片”方针,调整结构,分流人才,转换机制,提高科技水平,增强科技后劲,推动科技力量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一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从1996年起,在市属科研院所实行“一定两改三高”(简称一、二、三)工程目标责任制,具体办法规定如下:
一、“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的内容和指标
“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为指导,以实行所(院)长负责制为前提,把经过确认的院所“九五”改革与发展目标(即所(院)长任期目标)定为本工程的实施目标,通过进行结构调整、人才分流和转换机制两项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
院所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高社会经济效益,引导院所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一定”即根据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等实际情况,找准位置,确定:
1、“九五”科技主导发展方向、任务、重点研究课题、技术关键及主要技术指标。
2、“九五”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内容、途径及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3、发展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目标、内容、途径及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4、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的目标。
(二)、“两改”即进行结构调整、人才分流和转换机制两项改革。包括:
1、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促进人才分流。
(1)调整现有组织结构,组织精干高效科技力量的措施;
(2)实现科技要素与经济要素优化组合,推动大部分科技力量进入经济、长入经济的措施;
(3)发展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措施。
2、改革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科研院所制度和现代科技企业制度。
(1)建立科学的科研院所制度。包括:
——试行理事会决策制、院所长负责制、监事会监督制;
——深化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内部职务工资制和课题工资制;
——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新型科研机制。
(2)建立现代科技企业制度。包括:对科技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加强科技企业管理等。
(三)、“三高”是在“一定”的指导下,通过“两改”实现的具体目标。“三高”的内容和指标包括:
1、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指标:这是反映院所科技水平和科技后劲的指标。具体考核获国家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国家和部、市科技进步奖、星火奖的情况;获准专利数;发表论著的数量和水平;完成国家、部、市级科研项目的情况。采取分档计分办法(见附件一)。
2、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指标:这是反映院所科技带头人、经营管理带头人水平及跨世纪人才培养情况的指标。具体考核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人数;获部、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前三名的人数;获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前二名的人数;获院所年终考评一、二等奖的所
(院)长人数;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500万元的院所办经济实体负责人及单项工程费在5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项目负责人人数;列入市科技新星计划人数等。
3、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这是反映院所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情况的指标。具体考核院所技工贸总收入、总收益、上缴税金、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以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上五项考核指标的计算说明见附件二)。
(一)、各院所要按照“一定两改三高”的要求,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九五”期间实施“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的方案,经主管局(总公司)审核后,报市科委批准。由市科委、主管局(总公司)与院所签订“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协议书。
(二)、各院所根据“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协议书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每年年终填报考核报表及有关文字总结,经主管局(总公司)核实并签署意见后,送市科委、人事局进行年终考核。考核结果与院所的工资总额或奖励基金挂钩。
(三)、市科委制订与“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相配套的年度考核评比办法,每年进行一次综合考核评比,对考评中的先进单位颁发奖杯、奖状及奖励科技发展基金,并予以三“优先”(即优先立项拨款支持重点科研项目,优先给予贷款贴息,优先帮助解决科研或产业化设施
等)。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技术人员、所在单位及院所长;对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亿元、或年人均技工贸总收入超过50万元、或年人均创汇超过3万美元的单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及院所长,予以重奖。
2000年,由市科委组织有关专家和部门对院所实施“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情况进行全面验收,并作出评价及奖惩意见。
对于没有通过验收或严重完不成考核指标的,要予以通报批评。
二、指标基数的核定及挂钩办法
(一)、各项指标的制定,必须积极先进,有一定压力,并留有一定余地,原则上以1995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同时要有较大幅度增长。各单位提出的年度考核指标需经主管局(总公司)核实、市科委、市人事局核准后,方为被确认。
(二)、挂钩办法
1、实行工资总额与“三高”指标完成情况挂钩的单位,挂钩的主指标为单位当年实现的总收益。具体挂钩办法另定。
2、实行奖励基金与“三高”指标完成情况挂钩的单位,挂钩的主指标为单位当年实现的净收益,具体办法另定。
三、其它有关规定
1、“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实施期限为五年,即1996年—2000年。1997年下半年,院所对“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协议书内容可提出修改及调整申请,经市科委及有关综合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予以确认。
2、在“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实施期限内,对所(院)长的调整与任免,要事先征得市科委同意。
3、院所实施“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成效显著,超额完成年度考核指标,院所长的收入可高于本单位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或获得一次性奖励,或采取岗位津贴加一次性奖励的办法。
4、在出现以下情况时,院所可提出申请,修改或解除“一定两改三高”工程目标责任制协议书:
(1)、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给院所造成重大损失的,市科委和主管局(总公司)有权提出解除协议。
(2)、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使协议无法履行或需作调整时,市科委、主管局(总公司)与科研院所可协商调整指标或解除协议。
四、为进一步深化运行机制改革,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科研院所进行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证国有资产增值为目标,以进一步放开人员聘任、资产经营、收益分配等自主权及建立相应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试点办法另定)。
五、本办法由市科委会同有关委、办、局负责解释。
附件一: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指标计分办法
获奖成果、获准专利、完成科研项目及发表论文得分计算方法:
国家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
-------------------------
| 一等奖 | 二等奖 | 三等奖 | 四等奖 |
|-----|-----|-----|-----|
| 200分| 100分| 50分| 25分|
-------------------------
部、市奖:(科技进步奖)
-------------------------
| 一等奖 | 二等奖 | 三等奖 | 四等奖 |
|-----|-----|-----|-----|
| 80分| 40分| 20分| 10分|
-------------------------
星火奖:
-------------------------
| 一等奖 | 二等奖 | 三等奖 | 四等奖 |
|-----|-----|-----|-----|
| 40分| 20分| 10分| 5分|
-------------------------

获准专利:发明专利按10分计,其它类专利每项按5分计。
(如果一个项目同时获几种奖励或专利,按最高分计算,不能重复计算。凡成果奖有两个以上的参加单位者,主要负责单位按50%计分,一般参加者按30%计分)。
发表论文、专著计分:
*出版学术专著 30分
*在国际学术性杂志上 10分
*在国家级学报上 5分完成各级科研项目计分:
------------------------------
|科研项目类别|总课题承担者|子课题承担者|三级课题参与者|
|------|------|------|-------|
| 国家级 | 20分 | 10分 | 5分 |
|------|------|------|-------|
| 部市级 | 10分 | 5分 | |
------------------------------

(按当年完成项目计算,不能重复计算)
附件二: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说明
1、技工贸总收入是指科研单位在科研生产经营、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及贸易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各个渠道获得的收入。
技工贸总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研收入(纵、横向项目)+产品销售收入+技术性收入+专项资金收入+院所创办公司或实体技工贸收入+其它收入
技工贸总收入中应剔除房地产经营性收入。
技工贸总收入的确认:
财政补助收入和拨入专款资金收入在收到拨款时予以确认。
科研收入、产品收入和技术性收入在提供科研成果、发出产品或提供技术劳务并收取了价款及其凭据时予以确认。长期项目(一年以上)的收入,一般应当根据年度完成进度,予以结转确认。发生的销售退回、折让或者折扣,冲减收入。
其它收入(含投资收益、联营收入等)按照实际收到款时予以确认。
2、总收益=总收入-成本-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流转税及附加-业务外支出
总收益=净收益+所得税
3、(1)上缴税金=流转税+所得税+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
本年上缴税金数额
(2)上缴税金增长率=(--------- -1)×100%
上年上缴税金数额

4、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按国家主管部门确定的科研院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
5、社会经济效益:反映院所应用科技成果、智力、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对技术开发型院所考核科技成果投产转让后在院所范围之外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产值或销售额计算。对其它类型的院所考核推广应用科技成果、技术以及技术服务所形成的
社会经济效益。应以定量化指标表述。



1996年3月17日
         股东有话想说,建议权、质询权更加重要!

作者:曲峰,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通商研究所法律专家,qufeng2008@126.com

关键字:股东话语权,建议权、质询权,表决权,公众股东诉讼权利

刊载于:中国管理传播网,链接:http://manage.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181



  时下,股东有话想说,打破了市场中默默无语的沉寂局面。政策方面虽然赋予了股东通过表决进行说话的方式,但是对于小股东其它话语权的行使,在方式上仍然有些狭窄。比如,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就触及到了维权路上的处女地。下面的这个案例,让作为律师的笔者有些不知所措。

  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1日,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朱长春先生、陈浩先生,以流通股股东身份向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发送了一份《股东专函》。二人凭借经济学常识和经验研究发现,茉织华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存在瑕疵,治理结构亦有一定缺陷。管理层极有可能在实施经营、重大决策、关联交易等行为过程中,影响或损害到股东净资产权益和二级市场市值权益,且其中部分决策行为(如委托理财行为、资产出售行为等)已经损害了股东利益。7月20日,朱、陈二人与茉织华公司董秘许鸣放先生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建议及对潜在威胁公众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的有效方法,希望能够得到公司重视并尽快得到答复。两日后许先生回复,其以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不便答复为由而拒绝。

  无奈之余,建议和质询均被漠视的朱、陈二人,想到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遂找到笔者。笔者接受该案并分析后认为,此类案例虽少、但法律对此仍有明确规定。股东行使建议权、质询权明明有法可依,赫然遭到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白眼”,维权心潮毅然。作为该案的“操盘手”义无反顾的建议,唯有维权志士操戈抗击,才是柳暗花明的权宜之计,以求宽慰和树立典范!随后,2005年8月5日笔者作为代理律师一纸诉状将茉织华公司及其董事会告上了法庭。

  2005年8月15日,笔者收到了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通知单》,而其中结果,实在让笔者有些匪夷所思!《通知单》中称:“有关民事诉状已收悉。有关朱、陈二位当事人请求茉织华公司履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意见的答复义务;停止对于建议、质询权利的侵害;并要求董事会履行提案听取建议和质询及公开赔礼道歉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请求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特此告知,并退还诉讼状。”为此,诉讼维权再一次遭到拒绝。

  “话语权”学说本身属于社会学中的理论,而从法律上解释 “股东话语权”,应当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三个层面。但是,表决权似乎成为了证券市场中关注的焦点,立法相对较多。对于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在行使范围、方式、以及侵权救济、诉讼权利等规定上,存在立法不足之处,不得不说有些泛泛。早在1993年《公司法》颁布当初,便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现行的《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可见,虽然将股东建议权、质询权与查阅权共置于同一法条,但立法本意就赋予了“股东话语权”。同时,随着证券市场发展,证券类法规和证监会规章等也能捕捉到有关股东建议权和质询权相关之规定。但是现今,部分学者研究此类理论,则产生了两种分歧意见。

  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甚至包括提案权)的行使,应当属于表决权延伸的范畴之内,三者相辅相成;行使方式也只能透过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及,建议和质询内容不能超过会议议题的范围、且限于经营上的问题;另外,认为这两项权利会有滥用之嫌,不能随便赋予因无法行使而提请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否则会带来证券市场的不稳定。

  另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应当独立于表决权,属于并列关系的股东权利范畴;在行使方式上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该权利,而不论股东大会(包括临时会议)在开会或闭会期间。对于建议和质询的内容并不限于会议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另外,对于诉讼权利应当与法定权利相对应,为了主张权利被侵害或不能行使,而请求司法机关调整争端和划清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笔者则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三权受到的对待并不公平。现实中,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不强、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不高,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人。法律赋予建议权、质询权是在12年前,当初的立法并没有考虑到中小股东的参与热情问题,但立法本意就是把这两项权利独立于表决权。199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三十五条中的第(四)项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均可见建议权、质询权的特殊意义和功效。同时,按照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董事会等代理人成员的勤勉尽责义务,股东进行建议和质询也是符合这个学理的。2002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说市场初期,是因为股东未建立此类意识尚可理解,那么现今,则只能说强化表决权不足以建立健全股东行使其他权利(包括建议权、质询权在内)的治理结构。

  其次,对于建议和质询在范围和方式上都应当适用广义的理论。我国规定了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所以在表决权问题上,表决事项内容是狭义的。若建议和质询局限于会议议题的话,即便在大会上当场建议和质询,并不影响会议议题的召开和表决,更扭转不了高比例赞成票数的决议结果。另外,除了把建议和质询内容界定为狭义以外,如果再限定于股东大会召开之时,则把行使方式也界定为狭义理论。199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按照这样的立法,当场的答复和说明虽然有机会提升否决率,但是根本改变不了会议召开和决议的结果。甚至,上市公司作为答复者可以“非会议议题”为由,拒绝当场答复和说明。可见,内容上和方式上的局限性,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行使质询权带来的监督、制衡作用。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而具有受保护之重要意义,但相关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中,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维权者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如果说中小股东维权只有经过这样的洗礼才能换来诉讼救济权利的话,那么在证券市场日益成熟、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这也是证券市场进步的一种表现。面对维权智者们的坚持不懈,只有赋予小股东的诉讼权利实现制衡和司法救济,才能使得建议权、质询权从虚拟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真正实现保护公众股东权益和发挥他们的积极参与热情。

(作者曲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电话:021-54071999*222/54071975直线,电子邮件:qufeng2008@126.com)



“明珠行动”给我们的启示
杨 涛
在中国拥有100多家分店的香港“珠宝大王”谢瑞麟和其子、现任该公司主席谢达峰等11人,日前因被怀疑涉嫌向旅行社及多名职员提供非法回佣,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新京报》4月24日)
谢瑞麟案中的相关人士员最终是否会被定罪处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提供非回佣的行为,会给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带来极大损害却是无疑的。据香港金饰业人士透露,部分金铺有9成营业额来自旅行团,金铺不惜重酬导游,佣金可达首饰人工费的5成以上,故将金饰价格调高6成,将佣金开支转嫁到团员身上。这种类似珠宝行向旅行社及其职员提供非法回佣的现象在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我们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司法查处比起香港来说,却面临着难度更大的多的法律困难。
首先,在我国法律中,将贿赂犯罪分为两种性质的犯罪,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一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司、企业人员的贿赂犯罪。相应地,前者可以最高被处死刑并且由检察机关管辖,而后者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由公安机关管辖。这种区分且不说是否体现了公平地保护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利益,单就管辖方面而言,如旅行社有民营和国有之分,在实践中就经常发生管辖不明的情况,结果有关机关互相推诿,影响了司法效率,造成打击不力。而在香港,贿赂犯罪都由廉政公署进行查处,更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
其次,我国刑法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这里,在经济往来中给有关人员回扣、手续费构成行贿罪的前提是接受回扣、手续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给回扣、手续费的人就不构成行贿罪,但是,事实上,珠宝行等企业给回扣、手续费的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对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的损害是同样巨大。而且,现在许多旅行社是民营的,这就意味着许多企业或其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不能以行贿罪论处,可以堂而皇之逃避打击。同样,在香港法律中,给予帐外回扣、手续费,不管是给予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还是其他性质企业的人员,同样可以构成行贿罪。
再次,在我国刑法中,有单位受贿罪,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但是这里的单位仅限于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而不包括民营性质的企业、公司。然而,在类似珠宝行与旅行社勾结的案例中,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带团到珠宝行消费,珠宝行通过提高价格损害游客利益而给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巨额佣金的行为,这种支付行为是为国家法律所禁止,通常是帐外支付,许多行为事实上是旅行社本身与珠宝行有协议的,佣金由旅行社和其工作人员分成。那么,这种旅行社收受帐外佣金的行为是一种单位行为,但其对游客的利益及市场正常的秩序的损害与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个人行为危害同样巨大,按理也应以受贿论处,但如果旅行社是民营性质,则旅行社可以受刑事制裁,同样珠宝行也不以行贿罪受刑事制裁(如果其向国有单位给予帐外佣金就要以行贿罪论处)。
因此,在我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对于危害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利益要不要同等保护,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与非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危害社会的行为要不要同等惩处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树立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同等享有权利、同等承担义务的前提下,修订有关法律,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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