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暂行规定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制建设，保证国家法律在企业的正确实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企业的厂长（经理）应重视企业法制工作，依法治厂（店），依法经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大中型企业，可设立法律顾问机构。小型企业根据需要可设立法律顾问机构或配备专、兼职法律顾问。
企业设立法律顾问机构或配备专、兼职法律顾问的，应报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法律顾问机构是企业的职能部门，在厂长（经理）领导下处理本企业的法律事务。
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和专、兼职法律顾问，在业务上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和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

第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并在本企业工作二年以上的在职人员，可从事法律顾问工作：
（一）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的；
（二）从事多年法律教学、研究或司法工作实践的；
（三）通过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
（四）具有中级以上经济、技术职称，熟悉经济法律、法规的；
（五）从事多年经济管理或经营工作，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法律专业培训或自学，熟悉有关法律知识的。

第七条 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是：
（一）参与企业的重大经济活动和经营决策，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和重要项目提供法律依据和建议。
（二）协助厂长（经理）监督本企业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依法治厂（店）、依法经营服务。
（三）协助厂长（经理）建立健全企业的规章制度，参与起草或依法审核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
（四）参与重大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谈判，负责重大、涉外经济合同的审查和归口管理。配合有关部门起草、修改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书。监督、指导本企业经济合同的履行。
（五）开展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关的法律咨询，受厂长（经理）委托代理厂长（经理）参与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配合有关部门解决企业内部经济纠纷。
（六）配合有关部门宣传普及法律知识。
（七）协助企业外聘律师工作。
（八）办理厂长（经理）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八条 企业法律顾问享有下列职权：
（一）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出席或列席有关生产经营决策会议。
（二）根据工作需要查阅上级主管部门和企业制发的有关文件。调查、了解企业及所属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查阅有关资料。
（三）对企业的各种违法活动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在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有权向上级主管部门或司法部门报告。
（四）法律、法规规定和厂长（经理）授予的其他权限。

第九条 企业法律顾问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忠于职守，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深入实际，熟悉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为本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三）遵守法律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严守国家机密和企业经营秘密。
（四）及时向厂长（经理）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

第十条 企业法律顾问机构负责人和法律顾问，由企业按照干部管理办法任免或聘任。
企业法律顾问的职称暂按经济专业职务系列管理。

第十一条 企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律师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法律顾问。但外聘法律顾问不得担任企业法律顾问机构的领导职务。企业法律顾问与外聘法律顾问在工作上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在处理企业法律事务中各自对厂长（经理）负责。

第十二条 企业对法律顾问的工作实行考核。对忠于职守，工作成绩显著的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玩忽职守或参与违法活动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情节较重的解除其法律顾问职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2月25日
浅析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李俊杰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某省发布规范性文件规定媒介不得发表与法院判决内容相反的评论，某些媒介发表对某些生效案件的质疑性评论等）引发了法律界和新闻界的争论：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能不能质疑？质疑生效判决是否等同于媒体审判？如何在既确保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监督的权利，又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尊严之间寻求平稳？
　　“媒体审判”应有特定内涵
　　笔者认为，媒体审判的情形确实存在，其主要表现如：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房间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测，影响公众判断；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发表批评性评论缺乏状况无端指责，乱扣帽子，等等。上述违背法治精神的媒体审判确有升级趋势，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无疑已对司法公正构成一定威胁。
　　但承认存在媒体审判现象，不意味着“媒体审判”这顶帽子就可以随便戴。如果简单地一概而论，认为只要媒体发表了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就是媒体审判，必将导致对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不合理限制。笔者认为，所谓“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诉讼过程中，为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而发表的报道和评论这一概念包括如下要素：第一，应当是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如果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或判决已经作出，进而诉讼（审判）已经结束，则不存在媒体审判问题；第二，媒体主观上有过错，即试图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这种主观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第三，媒体审判的载体主要是报道和评论，进而，读者来信、调查报告、照片、漫画及电视影像——即媒体所有的传播方式都有可能表现上述主观过错。
从上述概念出发，在尚未进入法律程序，即立案前，和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尤其是终审后发表的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应视为媒体审判。
　　司法既已判决 何来媒体审判？
　　所谓司法公正，很大程度表现在判决结果上。如果判决尚未作出，媒体即发表文章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判都没判，你怎能认定公正或不公正？所以判决作出之前，媒体一般应只作客观报道，而不宜渲染和评论。但判决已经作出特别是终审判决已经作出，媒体发表有关报道和评论便不再能影响判决结果了。既然导致媒体审判的原因已经消失，却仍然将媒体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视为媒体审判，又是为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有关司法活动的许多报道不平稳，某些评论也不公允，统统视之为“媒体审判”，有利于掏媒体对司法权威的损害。笔者以为，报道不平稳偏听偏信，评论不公允、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这并非司法报道所独有。这种现象在媒体其他类型的报道中也存在，它是中国新闻界的常见病，只不过在司法报道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罢了。既然不是司法报道的独有现象，怎么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媒体审判”的帽子一戴了之？难道媒体针对其他题材的报道就可以不平稳，针对其他题材的评论就可以不公允吗？当然不是。可见，减少或预防这类非职业化行为的出路是加强培训，让媒体人真正认识平稳报道和公正评论的价值树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意识，学会司法报道的规则和技巧，规范从业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出台一纸规范，要求媒体“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必须承认，“媒体审判”是媒介的不良行为，必须避免和校正。但新闻媒体不仅对维护司法公正负有责任它也是人民言论自由的重要载体。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以窒息批评之风。所谓言论自由，很大程度表现为表达意见的自由，进而是批评的自由。在这方面，新闻评论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对于生效判决，可以不服，可以申诉，但是必须执行——法律划定的究竟如此科学，它告诉人们：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必须控制、也只能控制人的行动，却不能规范人的思想，公民有权依法表达不同意见。如果对于司法的判决，未生效者不可以批评质疑，生效了仍然不可以批评质疑，那么不同意见什么时间、通过何种管道表达呢？假如抱定如此信念：我的判决就是说一不二，不能不执行，也不能表示怀疑，更不能提出批评，那这究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规则呢，还是军事组织铁的纪律？是司法公正呢？还是司法专横？
　　司法权威靠什么保障
　　毫无疑问，司法的权威和尊严必须维护。依笔者之见，司法权威的确立，从宏观上看，有赖于司法体制改革，真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根本的出路。从微观上看，主要应从两条线上努力：
　　首先是法官应当将判决书写好，靠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说理对败诉者所有的争辩理由一一给予回答，让其心服口服。人们常讲西方法官是“笼中金丝雀”，是一群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判决作出后，不且顾及各方反映。能够如此自信，除了法官们言出法随的稳固地位外，也因为判决书说理充分，以致许多判决书本身就是优秀的法学著作或论文，从而长久地尤为法学院的经典教义。他们所以能够远离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法律理念和判决理由完整而浅析地表达在判决书中了。人们有什么不明白，就去看判决书吧！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判决书还大有改进和提升的余地。法官们常常于判决之后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判决理由，有时还就判决内容与持不同意见者公开争论，那为何不努力将判决书写得无可争辩呢？
　　其次是重视社会各界对判决的建议和意见，这是确保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一剂良药。讨论分析判决的利弊得失，甚至对判决的某些内容提出质疑，这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不是一个性质。是不是只要媒介发表了对判决的质疑，司法就一定要改判呢？非也。如果舆论表达的意见在法律上全无意义，司法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司法自有一套专业化的思维理念和动作模式，完全不必为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舆论所左右。问题在于，媒介发表的针对判决的评论常常出自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富有建设性，它对普及法律知识，对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审判水平，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可以质疑，不可以批评？媒体发表的质疑和批评将促使法官们将判决书写得无可置疑，无可批评，使之足以面对事实和法律，足以面对历史和未来，于是司法的权威不言自明，最终获益的将是全体公众和整个社会，而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有必要说明的是，鉴于司法公正对社会正义的特殊意义，媒介上对于判决的质疑和批评有必要总量控制，不宜过多过滥，相关文章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讲究表达技巧，这是对媒体机构社会责任感和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这类文章应当是说理的，而非简单地宣泄不满情绪；应当是善意的批评而非恶意的讽刺、挖苦、奚落、嘲笑。所谓善意的批评，应当对事不对人，批评内容严格限制在判决书的范围之内，切忌东拉西攫，避免针对法官的学识、品格，更不能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善意的批评常常富有建设性——不仅指出这样做是有缺陷的，或者是错误的，还会指出更好的选择是什么，或者正确的是什么。这样的质疑或批评即使尖锐，仍未超出公正、公允的范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和媒体审判完全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