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号


（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1年7月13日通过，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保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第三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环保部门）对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县环保部门）对本辖区内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本市公安、交通、海洋以及铁道、海事、渔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各类车船污染大气实施监督管理。
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本办法，履行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有权对环保部门和其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五条 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对在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本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为大气环境质量一类功能区，应当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一级标准；其他地区为大气环境质量二类功能区，应当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大气环境质量功能区的具体范围由市环保部门会同市计划、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划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目标和大气环境质量功能区的要求，提出本市大气污染重点整治地区及其整治目标、职责分工和限期达标计划的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本市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其污染物排放浓度不得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
本市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具体办法，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施总量控制。主要大气污染物名录由市环保部门根据国家要求和本市实际情况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十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核定的本市不同时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大气环境容量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拟订本市不同时期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县环保部门根据本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拟订本辖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计划，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市环保部门备案。
实施总量控制前已有的排污单位，其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各单位现有排放量、产业发展规划和清洁生产要求及本辖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计划拟订，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
第十一条 本市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许可证制度。
实施总量控制前已有的排污单位，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未超过核定排放总量指标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核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以下简称排放许可证）；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超过核定排放总量指标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在限期治理期间，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核发主要大气污染物临时排放许可证（以下简称临时排放许可证）。被责令限期治理的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期满，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达到核定排放总量指标的，换发排放许可证。
新建、扩建、改建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应当按照规定获得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然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手续。该项目的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经过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取得排放许可证。
无排放许可证或者无临时排放许可证的，不得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
第十二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其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保持正常使用，拆除或者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报经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对生产设施和污染物处理设施的保养、检修，采取措施防止大气污染事故的发生。
排放或者可能泄漏有毒有害气体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气体或者气溶胶，可能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制订应急预案，并报环保部门、民防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接受备案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备案单位的检查和技术指导。
第十四条 在本市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当地居民公告，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包括责令有关排污单位停止排放污染物，封闭部分道路，疏散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人员。
第十五条 市环保部门负责本市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和对大气污染源的监督监测，建立和完善大气环境监测网络。
市环保部门应当定期发布本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并发布大气环境质量日报和预报。
第十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额定蒸发量二十吨以上锅炉或者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其相当的窑炉的单位，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排放大气污染物重点单位，必须配置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仪器设备，并由市环保部门纳入统一的监测网络。

第三章 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进能源结构，发展集中供热，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
市环保部门根据本市大气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划定无燃煤区、基本无燃煤区的范围和实施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在无燃煤区内禁止使用煤和重油、渣油、石油焦等高污染燃料（以下统称高污染燃料）；在基本无燃煤区内限制使用高污染燃料。
在无燃煤区、基本无燃煤区内的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煤气、液化石油气、电等清洁能源（以下统称清洁能源）。
第十八条 本市不得新建燃煤电厂，已经批准建设的除外。
已建和已经批准建设的燃煤电厂、煤气厂，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必须建设配套脱硫、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控制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并对产生的氮氧化物采取控制措施。
第十九条 禁止在本市内环线以内新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和窑炉。
在本市内外环线之间的区域内新建额定蒸发量十吨以下的锅炉，以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其相当的窑炉，不得使用高污染燃料。已建额定蒸发量十吨以下的锅炉，以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其相当的窑炉，应当逐步改用清洁能源。
经批准建设的额定蒸发量十吨以上的燃煤或者燃重油锅炉，以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其相当的窑炉，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必须配套建设脱硫、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控制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并对产生的氮氧化物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章 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造、销售或者进口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销售有本市地方排放标准的机动车的，必须向市环保部门报送所售该型号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情况的资料；不符合排放标准的，不得在本市销售。市环保部门应当定期公布污染物排放符合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车型目录。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市制造、销售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并向环保部门定期通报检测情况。
入境检验部门依法对进口机动车排气污染实施检验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在本市行驶的机动车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核发牌证。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注册登记。
在本市行驶的机动车不得排放明显可见的黑烟。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维修单位，应当按照防治大气污染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使在用机动车达到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机动车二级维护、发动机总成大修、整车大修的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备排气污染物检测仪器设备。
机动车经过二级维护、发动机总成大修、整车大修及其他影响整车污染物排放的维修，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不得交付使用。
机动车经过前款所列项目维修后，在规定的维修质量保证期内正常使用时，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维修单位应当负责维修，使其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维修单位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环保部门可以委托具有机动车检测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排气污染年度检测，并公布检测单位目录。未经市环保部门委托的，不得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年度检测。
接受市环保部门委托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年检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如实提供检测报告，并定期将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情况报市环保部门备案。
提供不实的检测报告或者不按照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规范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情节严重的，由市环保部门撤销对其年度检测的委托。
第二十四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会同环保部门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
环保部门可以在机动车停放地对在用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
在用机动车车主或者驾驶人员应当配合公安、环保部门的监督抽测，不得拒绝、阻挠。
第二十五条 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在用机动车无法修复的，应当及时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报废手续，并不得上路行驶。
第二十六条 本市交通、海洋以及海事、渔政等有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船污染物排放的监督检查。
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在用机动船，由有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维修。
第二十七条 本市限制燃油助动车行驶的范围并逐步替换、淘汰燃油助动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八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船用燃料。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市加油站燃油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防治废气、尘和恶臭污染
第二十九条 在本市居民住宅区，以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禁止经营性的喷漆、喷塑、喷砂等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露天生产作业。
第三十条 废弃物焚烧炉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进行建设，由市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废弃物焚烧炉的运行，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其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指标。
第三十一条 在本市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禁止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第三十二条 在码头、堆场、露天仓库等地堆放货物，应当采取围挡、遮盖等防治扬尘污染的措施。
施工场地和施工车辆应当采取围挡、喷淋、遮盖或者密闭等防治扬尘污染的措施。
在道路、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清扫保洁作业，应当符合规范，采取防治扬尘污染的措施。
装卸、运输可能产生扬尘的货物的车辆，应当配备专用密闭装置或者其他防尘设施，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装卸、运输作业，防止产生扬尘污染。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贮存、加工、制造或者使用产生恶臭气体的物质。
第三十四条 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治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排放的油烟、烟尘等污染物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环保部门应当对饮食服务经营场所的油烟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在本市中心城、新城和中心镇范围的居民住宅楼内，不得新建产生油烟污染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规划作为饮食服务用房的除外。在商住综合楼或者居民住宅楼内规划作为饮食服务的用房，新建产生油烟污染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应当具备防治油烟污染的条件。
在前款规定范围内新建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应当使用清洁能源。已建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限期改用清洁能源。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无排放许可证、无临时排放许可证，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令停止排污，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排放许可证，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超过核定排放总量指标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并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临时排放许可证，限期治理期满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仍超过核定总量指标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吊销其临时排放许可证，并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制订应急预案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按规定配置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或者拒绝纳入统一监测网络的，由市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继续使用高污染燃料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令拆除或者没收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本市内环线以内新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和窑炉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本市内外环线之间区域内新建额定蒸发量十吨以下的锅炉或者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与其相当的窑炉，使用高污染燃料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未建设配套脱硫、除尘装置或者未采取其他措施控制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的，或者未采取氮氧化物控制措施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在本市行驶的机动车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明显可见黑烟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维修，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机动船在本市航道内行驶的，由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将维修后污染物排放仍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交付使用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市环保部门委托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年检的，由市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接受委托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年检的单位不按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由市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提供不实的检测报告或者不按规定检测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承担机动车年检的资格。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用机动车车主或者驾驶人员拒绝、阻挠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环保部门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抽测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环保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无法修复的在用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收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责令拥有单位或者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船用燃料的，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污染较轻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污染严重的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在居民住宅区或者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进行经营性的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露天生产作业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贮存、加工、制造或者使用产生恶臭气体的物质，造成周围环境污染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废弃物焚烧炉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排放总量指标的，责令限期治理，并可以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限期治理期满后仍超过规定标准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码头、堆场、露天仓库等地堆放货物，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的，由环保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施工场地和施工车辆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未按照规范进行清扫保洁作业，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四款规定，运输车辆未配备专用密闭装置和其他防尘设施，或者未按操作规程进行装卸、运输作业，致使运输过程中产生扬尘污染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逾期不配备专用密闭装置或者其他防尘设施的，可以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证。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市或者区、县环保部门分别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单位，由环保部门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罚；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五十一条 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依法受理单位和个人的申请事项以及对污染大气环境行为的检举和控告，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对应当予以受理的事项不予受理，或者对应当予以查处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本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排污单位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拆除、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反限期治理要求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排放含有硫化物气体的石油炼制、合成氨生产、煤气和燃煤焦化以及有色金属冶炼的企业，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配套脱硫装置或者未采取其他脱硫措施的。
第六十一条 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直接经济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01年7月13日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及新要求
　　　　　　　　　　　　　　　　??以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
摘　要：刑事证据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带动诉讼进程的“车轮”，由于我国证据法治的滞后和不足，迫切要求建立致密可行地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以避免由于证据规则的粗疏致使审查判断证据“衡证无方”，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刑事证据制度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但制度与规则的设计也并非尽善尽美，本人拟通过审视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证据规则，试图唤起对证据制度的理论评议，以期实现刑事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据制度　完善　要求
一、引言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司法正义就无法得到彰显。
在刑事司法文明早期的神示裁判制度下，真实的发现与认定依靠“神灵指示”而非证据与证明，其非理性特征使得证据在该裁判方式下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意义。现代诉讼随着“神判”制度的消融，证据裁判原则成了证据规则的“帝王条款”。 它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刑事诉讼活动首先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案件才能得到公正处理。而建立和健全证据规则才能保证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使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事实真相。因此，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证据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带动诉讼进程的“车轮”，被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在陪审团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规则式”证据制度，由于该证据制度过度强调客观真实，对证据关联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证据可采性等问题语焉不详，加之强势行政力量的渗透使得司法趋向行政化，相应也使得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衍生了过度强化行政力量的弊病，造成了立法对证据的规定很少，系统完整性的证据规则无以建立，证据法内容粗糙片面，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采纳与否随意性大。制度上的缺失催生和助长了司法实践中的各种违法现象，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刑讯逼供和冤案、错案现象，特别是个别震撼社会的“亡者归来”的冤案，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这些冤案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拷问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冲击着国人的法治信念。
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正义，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防止出现误判、兼顾发现真实之外的司法价值为己任。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刑事证据制度与传统社会显然不同，它已经不再是实体法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工具，相反，它应逐渐成为确保司法程序正常运作与司法裁判准确无误的程序性目标的重要保障。为了防止司法误判或保障更为重大的法律价值，某些证据即使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也不能被采纳。“传统社会乃是‘让被告来坦露事实’的逻辑，而现代社会则是‘让辩护方驳难控方证据’的逻辑，前者是致力于“证明性”的逻辑，后者是致力于“可采性”的逻辑。”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中国几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使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日益增加，这种权利诉求不仅要求实体结果上的公正，更要追求程序意义上的公正。尽管实现程序正义不一定有利于真相的发现，但实体正义的实现却离不开程序正义，实体是否正确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而公正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真相的发现和结论的正确性已经不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唯一目标，刑事司法不仅要受到认识论的制约，还要受到价值论的指引，既要求“真”还要求“善”。 刑事司法实现程序公正，就是要使程序的独立价值得到尊重，使刑事司法制度在赋权的同时更要限权，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程序安排，为权力的运行设定相应的条件和程序，以防止权力的恣意，从而使其彰显出对法治精神的维护和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由于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影响广泛，因此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必须强调程序公正，就是要在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和公平待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就是要求刑事诉讼活动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有关程序都必须具有正当性；公平待遇原则，就是要求诉讼活动中与证据有关的各项规则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不仅司法面前人人平等，证据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与机会。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坚持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举，加强了对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构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承继了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证据质证三原则再次予以确认，并对“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进行了完善：厘定了证据的概念、增加了证据种类、明确了举证责任、细化了证明标准、落实了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拉出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证据问题始终贯穿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证据概念的“材料说” 标志着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了；以“开放列举式”的方式，在证据种类上增加了电子数据，并赋予辨认、侦查实验笔录证据地位，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无不体现了对证据的理性认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提升到了基本法律层级，这些修改在反映立法者证据意识的同时，也给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新要求，即参与刑事诉讼必须有证据意识，作为一种理性自觉，不仅需要能够正确认识证据的本质及其诉讼价值，更需要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中能够自觉运用证据及证据规则，通过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努力追求并促成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
二、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不应止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实行证据法与诉讼法合一的立法体例，刑事证据制度的设定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为认识论取向，缺乏“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等现代证据法理念。 尤其在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粗疏且缺乏系统性，除了简要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少量证据规则之外，诸如可采性规则、关联性规则、传闻性规则、意见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之类的现代刑事证据规则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可以说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证据制度的突破，凸显了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但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还不应止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立法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
探究所有冤错案成因的背后，不难发现都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影子。尤其是言词证据，主观性强，可变性大，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其真实性完全没有保障，“捶楚之下，何求不获”。在侦查阶段遏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在审判阶段审查证据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尽管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确实真实的证据，但这是保障无罪不受追究、有罪依法处罚、实现司法实体公正的必要代价。从程序公正的角度看，排除非法证据是司法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中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和评价的过程，而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在于取证行为是否遵循了法定的方法和程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就是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因而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证据裁判原则应当明确。
证据裁判原则是当今世界普遍承认的一项证据法原则，甚至被视为证据制度的“帝王条款”。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证据裁判原则，在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同时，一般都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该原则一方面要求裁判必须依靠证据，另一方面，严格规范法官调查证据的程序，以规范法官权力的行使，并最终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要求。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全面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但在法律文本上并未明确写入该原则。根据证据裁判原则，没有证据或证据没有达到相应的证据要求，就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也即应当推定为无罪。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控方的举证责任，这对于处理事实真伪不明刑事案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控方不能履行举证责任，法院经过全面审查核实，指控犯罪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作出无罪裁判。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认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笼统、过于客观，实践中还是要靠刑事司法人员进行主观判断。无论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都是以裁判者内心对事实认知程度作为证明标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在总结实务经验并借鉴域外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求刑事司法人员从主观方面印证“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要求。根据立法精神，刑事司法人员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在所有的环节上都不应当存在符合常理的、有合理根据的怀疑，否则就不应当按照诉讼的程序向前推进。“证据裁判主义不仅要求法官必须依证据而为事实之认定，而且对于一定之证据限制法官为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与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依据。除此之外，补强证据之有无，及科学证据之取舍，法官亦无自由判断之余地。”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作出以证据为根据，避免了以主观臆断或者其他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情基础的现象，是对法官恣意擅断的最为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增强司法裁判确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障。
（三）非法证据实质范畴应当厘清。
所谓非法证据中的“非法”，并非证据本身所自有的属性，而是侦查人员在获取证据过程中的手段、程序，或者说证据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是违反法律的，因而形成了非法证据。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区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前者既包含了在程序上的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也包含了实质性的违法，如刑讯逼供。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这个“等”字使得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所获证据是否排除语焉不详， 当然界定“威胁、引诱、欺骗”的适当界限难度不小，以“引诱、欺骗”方式收集证据，由于很多时候与审讯技巧、侦查谋略难以区分清楚，尚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导致言词证据虚假或明显以非法利益进行诱骗的，则也要考虑综合全案情况审酌予以排除。但立法采取的回避态度无助于实务难题的化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实践中在这类非法取证手段处置中的混乱状况。
通常而言，刑讯逼供仅指暴力手段获取口供,主要是指各种物理强制力的使用。然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暴力转化为非暴力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比如长时间罚跪、长时间不准睡眠，固定蹲姿，冻、饿、晒等，这些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痕迹的手法能否被解释为“刑讯逼供”应不无疑义。 “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中“等非法方法”的理解，我们应尊重立法精神，不宜单纯限定在“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的范围内。具体案件的情况千差万别，从实践上看，非法取证的情形远非如此。对于违法程度、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证人、被害人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愿陈述的非法取证情形，应当归入“等非法方法”的范畴。但立法中没有细化表现的具体形态，有关刑讯逼供的条款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着再解释的需求，因为其无法涵盖侦查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非法取证手段。
从常理上讲，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如果不是严重违法或者严重妨碍公正审判，则不必排除，因为它不涉及人身权利，而且违法也一般不会造成内容的失实。但如果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口供进而获取实物证据，即某些衍生证据，虽不属于必须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应如何认定？如果放任这种证据被采信，是否等于变相纵容了刑讯逼供？这即西方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争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对于这种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遵循怎么样的程序、由谁判断可能仍需进一步释明，以使这种补正或合理解释能真正涤除其获取的非法性。
（四）非法证据排除或应对其程序进一步细化。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规定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举证责任，甚或也明确了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赋予非法证据更多的排除性程序，并没有明确此种规定与实体审理的关系，也没有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可采性，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为有关的程序性保障规则没有细化，对于这一排除规则我们仍有一系列的疑问。比如，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辩方在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应当提供足以令法官怀疑取证合法性的线索或者证据，这种提供线索的行为是否属于证明责任的分担不无疑问，如果让辩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理论依据何在？被告人、辩护人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其所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标准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被告人、辩护人如果提出排除某一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是否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而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纳入专门的司法听证程序之中？如果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申请被一审法院驳回，那么，他们能否在上诉中将此问题列入二审审判的对象？换言之，对于法院驳回申请的决定，被告人、辩护人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司法救济途径？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这种追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再审视，以期使其在程序上更一步细化，以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只是书面的规则，而便于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
三、庭外征求意见不应摒弃质证原则。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这即证据质证原则。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了庭前会议程序，规定审判人员在开庭以前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此种庭前会议中诉讼各方就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意见应如何处理直接拷问着证据质证原则。质证需要的是“面对面”，但庭外征求意见是一种“背靠背”的处理方式，控辩双方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对称的。以此方式证据很可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作为定案证据了,但其质量却存在很大风险。 庭前会议程序或可能节约司法资源，但与案件蕴涵的人权价值相比，公正的位阶理所当然地要居于效率之上，而一旦在审判中这种程序被“泛化”变通，其后果不堪设想。
四、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困境破解，与传闻证据规则之精髓尚存距离。
传闻证据是指陈述在法庭以外，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或者由他人制作的讯问笔录，或者由他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转述，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一种口头或者书面的意思表示，或者有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如侦查机关向证人所作的讯问笔录，证人在法庭转述或以动作表达他人所感知的案件事实等。 传闻证据被排除的理由一是由于证据材料受到了不适当的主观倾向的污染,存在着复述不准确或伪造的可能；二是由于传闻证据是未经宣誓提出的，又不受交叉询问，其真实性无法证实；三是由于传闻证据并非在裁判者面前陈述，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同时也侵犯了对方的对质权。
证人出庭作证率过低，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信力，缺乏充分质证的证人证言谁也无法保证它的证明力。新刑诉法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同时规定证人证言只有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对证人作证的补偿办法、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这些规定破解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困境，但不出庭接受询问证人的证言笔录依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如何让出来说话的证人说实话仍然是制度设计中的理论迷题，证人出庭作证与真正传闻规则之“精髓”尚存距离。
五、结语。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和有效实施，仰赖于无罪推定等刑事司法观念的养成、践行与理论研习，司法观念一旦形成并内化于心，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环节司法人员的行为选择。虽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形式虽均已是西方的模式，但法律的实际运作及其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却无一不体现并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有精华亦有糟粕，证据意识的缺失、程序观念淡薄而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等问题的产生，或为此中不折不扣的糟粕。
立法往往给人以“美轮美奂”之感，但到了操作层面，很容易就被逐步异化成了“潜规则”，最终令法律“缴械”。“徒法不足以自行”，刑事证据制度已然修改，各种规则的设计虽不尽善尽美，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刑事证据规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细化相关的规则，如举证时效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品格证据问题，在司法理念上需要从绝对的理性实证追求向彰显程序正义、注重价值权衡转变，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终极目标的同时强化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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