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施办法
省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所属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四条 企业原则上都应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遵守《条例》第三、四、五条规定的原则。
第五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双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本办法，接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建立对承包合同执行情况的全面审计制制度，并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委托的其他审计组织对合同双方及企业经营者进行审计。合同兑现，必须经过审计考核。

第二章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内容和形式
第七条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包上交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
在上述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不同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其它承包内容。
第八条 承包上交国家利润的形式有：
(一)上交利润递增包干；
(二)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三)微利企业上交利润定额包干；
(四)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
(五)国家批准的其它形式。
第九条 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按照科学、合理、完善、有利于全面考核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简便易行的原则建立承包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一)上交利润和实现利润；
(二)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指标；
(四)安全指标；
(五)质量指标；
(六)资金利润率；
(七)列入国家和省指令性计划的产品调拨指标及承担出口任务指标；
(八)物耗降低率。
第十条 上交利润基数可采用下列办法核定：
(一)平均资金利润率能够测算的行业，可以按本市(地)同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确定，也可以同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主，参照企业工资净产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确定；同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无法测算的，可参照全省同行业水平，加上地区差异因素确定。
(二)无法采用前项办法的企业，可根据上个承包期的实际情况，参照市场发展预测情况综合确定。
第十一条 在确定上交利润基数时，应考虑物价因素，并按照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承包经营企业上交利润的方式是：企业按照税法纳税，纳税额中超过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上交利润额多上交的部分，由财政部门每季返还80%给企业，年终结算，多退少补，保证兑现。
第十三条 承包经营企业的技术改造任务，应当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需求、技术改造规划和企业的经济技术状况确定。

第三章 承包经营合同
第十四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由企业经营者代表承包方同发包方订立承包经营合同。
发包方一般为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承包方为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
第十五条 订立承包经营合同的双方，必须坚持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原则。
第十六条 承包经营合同一般应当包括下列主要条款：
(一)承包形式；
(二)承包期限；
(三)承包指标；
(四)留利使用，贷款归还，承包前的债权债务处理；
(五)承包合同的变更、中止和解除；
(六)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七)违约责任；
(八)对企业经营者的奖罚；
(九)合同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第十七条 承包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
第十八条 承包经营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
第十九条 国务院对税种、税率和指令性计划产品价格进行重大调整，合同双方可按国务院规定协商变更承包经营合同。
因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无法防止的外因使企业无法履行承包经营合同时，合同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承包经营合同。
凡违反规定变更、中止、解除合同的，除行为无效外，对造成直接后果的，应追究当事人的经济、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合同双方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合同双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仲裁，也可根据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可根据承包经营合同规定与承包方续签下一期承包经营合同，延长承包期，实行滚动承包：
(一)经审计在承包期内严格履行合同，逐年超额完成合同指标，无违纪行为；
(二)企业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领导班子团结；
(三)企业有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生产稳定，有较强的发展后劲；
(四)企业内部基础管理完善。
实行滚动承包，应根据情况，对原承包指标进行适当调整。滚动承包期限一般为三到五年，可提前一年续定承包合同。

第四章 承包经营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发包方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规定，对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在承包方完不成承包经营合同任务或故意不履行合同时，发包方有权要求有关部门追究承包方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三条 发包方有义务按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维护承包方和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行业规划和法律、法规、政策、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并在职责范围内帮助协调解决承包方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但不得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四条 承包方享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在因发包方没有履行合同影响承包合同完成时，承包方有权要求有关部门追究发包方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五条 承包方必须按承包经营承包经营合同规定完成各项任务，必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第五章 企业经营者
第二十六条 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七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可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企业经营者或经营集团，也可以按国家规定的其它方式确定企业经营者。
招标可在本企业或本行业中进行，有条件的也可以面向社会进行。投标者可以是集团(包括本企业全体职工)、企业法人或个人。
国家鼓励集团或企业法人承包经营企业。
第二十八条 实行招标承包选聘企业经营者，必须坚持公开、平等、民主、择优的原则，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发包方组织有关部门和承包企业职工参加的招标委员会招标；
(二)确定标底，编写招标书；
(三)发布招标公告；
(四)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五)公开答辩；
(六)全面评审；
(七)确定中标人；
(八)签订承包合同并办理公证。
第二十九条 个人投标，中标人即为企业经营者；集团和法人代表投标，中标后必须确定企业经营者。
第三十条 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条件和招标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一条 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需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聘任一定数量的人员，组成企业领导班子，承包期满后即告解散。
第三十二条 在承包期内，企业经营者必须按年度向发包方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提交经营合同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三十三条 企业经营者的年总收入，在完成承包经营合同的基础上，一般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不得按完成指标的比例提取。企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收入应低于企业经营者。完不成承包经营合同时，应当扣减企业经营者的收入，直至保留其基本工资的一半。企
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第三十四条 凡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风险的企业，承包者必须实行风险抵押承包。
实行风险抵押承包的企业，必须在承包合同中规定有关风险抵押目标数额及抵赔的条款。风险抵押承包的风险目标原则上为企业的实现利润或上交利润基数。
抵押期限必须与承包期限相一致。

第六章 承包经营企业的管理
第三十五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实行资金分帐制度，划分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分别列帐。划分的标准，按照《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企业资金属全民所有制性质。
第三十六条 必须严格企业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企业资金作为承包经营企业负亏的风险基金，承包期满后，转入下期承包的企业资金。
企业完不成上交利润，先用企业当年留利抵交，不足时，用企业资金抵交。
第三十七条 承包经营企业必须合理核定留利中的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分配比例，并提取一定比例的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用于住房制度改革。承包后新增的留利，应当主要作为生产发展基金。
第三十八条 实行承包前的贷款，由国家承担的部分，要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规定还贷额度和期限，分年还清，然后按规定调整承包基数。实行承包后的贷款，原则上要用企业资金偿还。
第三十九条 承包经营企业必须遵守国家物价政策，不得擅自涨价或变相涨价，企业发生价格违法行为的，按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追究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的责任。
第四十条 承包经营企业必须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同时应加强民主管理，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
第四十一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搞好企业内部承包。
第四十二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工资形式和分配办法，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积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使职工的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紧密挂钩。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交通、建筑、农林、物资、商业、外贸行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可参照本执行。
实行行业包干的部门和国家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的承包，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6月3日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补贴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以利益机制为视角

李长健 黄岳文 李昭畅

作者简介：李长健（1965—），男，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方面问题研究。

（本文发表于《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摘 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国最重要的根基产业。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逐步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补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业补贴的本质是利益的补贴，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可以从利益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剖析，揭示其存在的本源性问题，并建构良性的利益机制。

关键词：农业补贴；利益；利益机制；利益集团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到人民的温饱、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独立安全的根基产业。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经受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二重影响，其生产效果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预测性。农业的这些自身特点，决定了农业在现实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发展必须依赖于外力的扶持和保护。
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是题中之义，而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扶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其目的是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益。农业补贴是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最直接的手段，因为从本质上说，农业补贴是利益的一种让渡和转化，其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本文试图从利益机制的视角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农业补贴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一、制度属性——农业补贴的利益本质
利益是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一定对象的客观需求。[1]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从政治学上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社会内容和特殊性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3]庞德在论述法的作用和任务时将其界定为“它是人类个别的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4] 克格尔则认为，利益不仅是“欲望念头”，而是并且主要是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 、部分并行、部分对立的、相互增强或抑制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即创制法律的矢量（Vektoren der Rechtsbildung）。[5]
利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人劳动的最根本的动因就是获取利益。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的利益实现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农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根基产业，其负有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生产活动的最根本动因和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个体，同样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和市场竞争双重制约使得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实现其生产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冲突和矛盾，而农业补贴作为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政策工具和法律制度，说到底都是对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各主体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体现着利益的属性。此外，农业补贴的内容、形式和最终目的也都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从补贴的内容上看，农业补贴主要包括“黄箱”补贴和“绿箱”补贴，“黄箱”补贴主要有国家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固定直接补贴、休耕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这些补贴无疑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着国家、农民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绿箱”补贴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和地区援助补贴等。[6]这些补贴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物质产业——农业进行扶持，保证国家、农民长远利益的实现，它们体现的是新农村建设各参与主体之间一种长期的利益关系。从补贴的形式上看，农业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对农民进行的直接经济补贴。间接补贴主要是通过在流通领域中对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以“隐蔽”的方式对农民进行的一种资金补贴。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都使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主体——农民事实上获得了利益，实现了农民的增收。从补贴的目的上看，任何国家的农业补贴都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保证本国粮食的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由此可见，农业补贴作为一项支持保护农业的法律制度，其制度的本质特征、补贴的内容、形式和目的均体现出明显的利益属性，这就为我们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分析农业补贴制度提供了条件和依据。
二、制度反思——我国农业补贴利益机制的运行现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利益机制是对利益带有原动性的有机系统。没有好的利益机制，利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7]新农村建设是对现有利益以及未来增量利益的格局重构，在建设过程中，农业补贴将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中介（人的活动）等三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的利益机制，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中利益分配的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从利益机制的角度对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进行透视，剖析其存在的问题，是一条科学的思路。笔者认为，影响农业补贴的利益机制主要有：利益的产生机制、利益的分配机制、利益的代表机制和利益的保障机制。
（一）利益产生机制
利益的产生问题是利益机制的核心问题。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产生机制是指利用相关制度依法促使可持续农业利益补贴的产生，源源不断地为扶持农业生产和实现农民的增收提供增量利益补贴。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指农业补贴的来源和生成问题。而农业补贴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对于这样的准公共产品，国家应该成为主要的供给主体。因而，农业补贴的产生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农业补贴的主体，如扶贫慈善机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它们对农业补贴的产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制度缺乏引导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农业补贴的机制，补贴几乎由国家财政一力承担，资金来源单一，而且补贴的力度明显不足。总的来看，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支出总量较低，绝大多数年份农业支出并未超过财政支出增长比例，财政的实际补贴比率只在2%—3%，递增速度缓慢。具体来看，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数据统计，我国对属于“绿箱”政策补贴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很低，属于“黄箱”政策补贴范围的农业补贴支出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3%[8]，离WTO要求中国的8.5%国内支持微量允许标准仍有一定的差距。而美国在2002年《农场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计划在2002 年至2011年这10年间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欧盟和日本也都通过国内立法对农业实施高额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在农业补贴政策上的态度仍有待转变，财政支持的力度亟需进一步的加大，应积极采取措施拓宽补贴资金的来源渠道，充分利用“黄箱”补贴的空间，用好“绿箱”政策，以保证农业补贴源源不断地快速产生。
（二）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与利益产生机制密切联系的。农业补贴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对补贴的利益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农业组织与农业组织之间以及农民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有限的农业补贴在各主体之间分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补贴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从农业补贴的目的性价值看来，补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这个目的出发，补贴的利益应该多用在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上。而我国目前农业补贴的结构不科学，导致了补贴利益分配不合理。分析整个农业补贴额的构成，可以看到，我国大量财政补贴用于弥合购销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流通领域方面，对于农民的脱钩直接补贴、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而这些方面却正是改造传统农业，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践也表明，流通领域支持措施（如价格支持等）的补贴效率一直较低，在保障农民收入方面，国家拿出了很多钱，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能够流到农民手中，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其它市场主体所侵蚀。据经合组织测算，发达国家的价格政策的补贴效率仅仅为25％，即国家补贴1元钱，农民得到的只有0.25元。[9]但这并不意味着流通领域的补贴措施不重要，国家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支持等措施对农业的稳定发展仍然是必需的，但投入的比例可以适当减少。补贴利益的分配应向直接补贴措施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适度倾斜，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恰当的地方，以提高补贴的效率。
（三）利益代表机制
在利益关系日益明显化的当代社会，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10]在处理和协调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并完善农民在农业补贴中的利益代表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能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意愿的合作组织或利益集团。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Jeffery Berry 认为，利益集团是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标并且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人组成的团体。[11]David Truman也指出，利益集团是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12] 当今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农业补贴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没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业利益集团，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其他市场主体面前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一些国有粮食部门、企业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在争取财政补贴的博弈中处于上风的原因，就是这些部门、企业相对于广大分散的小农户而言，是一个组织性较强、利益比较一致的集团。相反，农民则是一个人数众多、组织性弱、利益不太一致、比较松散的群体，缺乏自己的利益集团来改变对己不利的补贴政策，在政策博弈上处于劣势的地位。此外，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还影响着农业补贴的成本和效率。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桥梁，信息传导不充分，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昂，从而降低了补贴资金的运行效率。可见，通过立法赋予农业行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利益集团）一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对补贴过程中农民权益的维护和补贴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利益保障机制
法是调整利益关系的，法更是保障和实现利益的重要手段。法以规范的形式将各利益主体的各种社会利益联系起来，通过调整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而实现对利益的规制，从而保护各利益主体自身合法利益的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利益保障机制。[13]农业补贴中利益保障机制的中心是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主要包括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威胁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当前我国对农业补贴的立法相对滞后，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补贴法》，对补贴过程中农民合法利益的界定比较模糊，以至于当农民的某些利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法律很好的保障。当务之急应加快对农业补贴的专门立法，完善好各项配套法律制度，以保障补贴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不受侵犯。对于防范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农业保险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农业保险是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作为一个弱质性、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以及我国农业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农业生产面临着更多的自然和非自然性的风险，农民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保险在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规避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农业保险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因此需要国家的财政予以支持。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国家对农业保险扶持的制度载体，是农业补贴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而在我国当前的农业补贴制度中，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仍然缺失，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农业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规避。为此，尽快建立起农业保险的补贴制度，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制度重构——我国农业补贴的改革进路
为了适应国际社会的新环境，提高本国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现阶段，我国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现行农业补贴制度，充分发挥其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权益的功能。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
（一）利益拓源：加大补贴力度，拓宽资源渠道
我国的农业补贴对于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对于弱势的农业产业来说仍远远不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农业补贴资金的绝对量，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这里要克服“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的错误观点。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城市化率较低，城市人口少于农村人口，由少数城市人来补贴多数农村人十分吃力，因此，财政转移的力度要严格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以保证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权益。然而，一个国家能否对农业实现补贴以及补贴的力度大小，主要取决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国民财富贡献和财政收入贡献能力是否明显超过了农业，需要补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或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多少，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城乡人口比例来衡量。目前我国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的发展明显滞后，非农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赶超农业。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农业占GDP份额已下降到15%以下，税收几百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10%。[15]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裂痕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大力扶持，而不是限制财政补贴的力度。此外，针对我国农业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的状况，目前应采取措施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引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农业补贴的中来，给予它们相关政策上的优惠，充分发挥它们在补贴中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广大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二）结构调整：改进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
我国目前针对农业的补贴多在流通领域进行，有限的资金没有得到高效的配置，补贴利益往往被中间环节的其他市场主体所侵蚀，补贴效率低下。必须要对补贴方式进行改进，变“暗补”为“明补”。应将流通领域的部分补贴转移到直接生产领域，或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将以“暗补”为主的补贴方式逐渐转化为以“明补”为主的补贴格局，让农业生产者直接受益获利，使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更直接更具体，更能发挥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政策功效，提高补贴的政策效率。此外，要明确农业补贴不应是一种“应急措施”，对农业的支持和投入作远景规划是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财政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农民收益。应在明确农业补贴的目标的基础上调整农业补贴的结构，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说来应该按照WTO规则，减少或逐步取消“黄色补贴”，选择以“绿色补贴”为主的补贴措施。应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补贴，加强以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等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重视农业科技补贴，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通过科技活动，提高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另外，在补贴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还可以缩小补贴的范围，减少中间环节，有侧重点地对农业进行补贴和扶持，集中发挥财政补贴的政策效益。
（三）组织促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建利益代表机制
在我国，农民人口多而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缺乏共同利益的驱动，以至农民利益常常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保护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在农业补贴过程中创建农民的利益代表主体，搭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桥梁，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改变广大农民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降低补贴制度运行的成本，提高补贴的效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民行业组织在农业补贴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的参与。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一些政策制定着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尚存顾虑，认为9亿多农民一旦形成利益集团是件可怕的事情，将会对国家的稳定构成威胁。其实，这是不相信农民的表现，这种观点片面地夸大了农民组织化的制度风险而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对农民组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以发掘和认识其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和优点。在农业补贴中，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法律上保证农业行业组织开展活动，在立法上赋予了农业行业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明确了行业组织的性质、业务范围，给予农业行业组织必要的经营、民事主体资格，并应在补贴制度中将行业组织作为农业补贴的受益主体，充分发挥其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
（四）风险防范：完善保险补贴，强化利益保障
农业保险作为绿色补贴允许行使的承载措施，已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政策工具之一。将农业补贴的部分资金用于农业保险补贴，从长远目标和可持续的发展眼光看，更加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构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的架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补贴体系。在中央单独设立一个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机构，主管农业保险的补贴工作及其与之相关的工作。对于由地方政府自己建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和省两级共同提供经营管理费和保险费补贴；（2）区域性补贴和差别性补贴齐头并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应采取不同的补贴策略，主要是针对区域选择有梯度的保险保障水平；（3）直补农民与补贴企业双向投入。在农业保险的补贴中，可以直接向农民提供补贴保费，对企业的补贴主要体现在管理补贴，对管理保险业务的支出费用予以补贴。[16]（4）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是农业补贴过程中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保障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对完善补贴的利益保障机制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补贴中为了防范农民的权益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可以通过加强对农业补贴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补贴法》，进一步明确补贴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侵害行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法律的保障。

结 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利用好农业补贴制度所蕴含的利益机制，在最大的限度内对我国的农业进行支持与保护，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在利益分配层面达到最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相信在良性的利益机制作用下，农业补贴制度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作用。

The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system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rests mechanism
Li Chang-jian Huang yue-wen Lizhao-chang
(Legal department of Hua 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0)
Abstract: Agriculture is a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up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progressively in our country, keep the rational level of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et up the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system progressively. The weak quality of agriculture has determin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The essence of the agriculture subsidy is the subsidies of interests, its content, form and purpose to replenish embody obvious interests attribute invariably. We can analyze th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interests, and construct the benign interests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