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1989年3月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9年5月20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8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和1997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批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定》修订。

2006年1月1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2006年3月29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未满十八周岁的各民族公民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教育，培养未成年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和团结、友爱、诚信、互助的思想品德。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四）教育和保护相结合；
　　（五）未成年人事业优先。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组织实施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县级人民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提供经费保障。
　　第六条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驻守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并有权向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第七条 未成年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树立自信、自律、自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
　　第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表彰和奖励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章 保护机构
　　第九条 自治州和所辖各县、市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委员会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主管负责人担任。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办公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乡、镇和街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参照本条第二款规定。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和帮扶工作。
　　第十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职责：
　　（一）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二）规划、落实、督促、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建立、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制度，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队伍建设；
　　（四）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工作；
　　（五）接受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检举和控告，责成或者建议有关部门查处，必要时为受害者提供或者寻求法律帮助；
　　（六）研究决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州和县、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可以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用于未成年人保护事业。
　　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应当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的各项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其承担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必要的经济责任，保障其充分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关心其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变化，并及时予以指导和帮助。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使适龄未成年人接受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吸毒、卖淫、打架斗殴、聚众赌博，以及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并协助有关部门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于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有效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时，必须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人代行监护职责，并报告被委托监护人所在的乡、镇、街道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接到报告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对被委托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情况负有监督指导职责，可以指定被委托监护人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对被委托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帮助。
　　第十五条 生父母对非婚生子女，继父母对继子女，养父母对养子女，离婚父母对其子女，都应当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不得歧视、虐待、遗弃。
　　父母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判决给付子女的抚养费，约定和判决中应当同时写明未成年人子女突遇重大疾病等突发事件危害时父母双方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对拒不履行约定或者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申请强制执行。
　　父母离婚后抚养方不适宜继续抚养子女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的请求；经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青春期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
　　幼儿园应当做好保育、教育工作，促进幼儿在体质、智力、品德等方面和谐发展。
　　第十七条 教师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良好的言行影响和教育未成年学生，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禁止对未成年学生实施停课、辱骂、体罚或者变相体罚以及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基本的安全教育、自护和自救教育，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制止校园暴力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预防和消除教育过程和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第十九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针对地震、洪水、突发性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和食物中毒、火灾、气体泄露等突发性安全事故，以及恐怖袭击、劫持人质等刑事犯罪行为的侵害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并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定期组织相应的训练。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不断地推进教学改革，减轻未成年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或者测试，不得张榜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
　　学校不得使用盗版教材，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与与教育无关的商业性活动。
　　学校应当保证学生休息、文娱、体育、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时间，不得将学生的活动设施、场地移作他用。
　　第二十一条 公办中、小学校应当在校内建设非营业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上网服务。
　　寒、暑假期间，中、小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和场地应当向本校学生开放。
　　建设非营业性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开放文化体育设施和场地的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指定或者聘请专职或者兼职法律辅导员，安排教学课时，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学校应当配备具备专业资质条件的专职或者兼职心理教师，结合实际，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心理辅导。
　　学校应当对进入青春期的学生进行青春期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密切与家长的联系，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行为异常或者缺课的，应当及时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取得联系，查明原因。
　　寄宿制学校学生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学校应当及时查找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二十四条 学校和教师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劝退、开除学生。
　　学校处分学生，应当给予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辩的机会，并对申辩的内容予以答复，处分内容不记入档案。
　　第二十五条 禁止学校和教师向学生滥收费和用罚款手段惩罚学生，未经州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批准不得擅自组织学生捐款捐物。
　　第二十六条 学校向学生提供饮用水、食品，应当保证其卫生安全。
第五章 政府保护和社会保护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应当全面规划，组织实施。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单位应当结合各自的职责，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保障朝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未成年人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参加大型活动的安全保障制度。
　　第三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儿童食品、用具、玩具和游乐设施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扶困助学，切实保障生活困难家庭的适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规划，设立寄宿制和助学金制为主的小学和中学，保障居住在边境地区和偏远山区走读困难的适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鼓励学校、企业和个人，创办兼有教学和监护功能的教育机构，为单亲、 无亲家庭以及父母外出务工家庭的适龄未成年人提供学习、住宿条件和监护。支持、鼓励措施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和鼓励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其他创作人员，创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化产品。
　　自治州内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和各艺术团体，应当提供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报刊、图书、影视、音像制品和文艺节目，办好以朝鲜族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朝鲜文报刊、影视节目和文艺节目，不断增加朝鲜族未成年人的课外读物种类和数量。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和展示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未成年人的情况，统筹规划，新建、扩建、改建供青少年活动的文化娱乐、体育、科普等场所，并保障其运营所需资金。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及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设施的用途。
　　支持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或者兴建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活动场所及设施。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内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科技馆、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场所以及非公益性文化体育场所，应当定期开放未成年人专场，并实行优惠票价。
　　向未成年人开放的活动场所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州规定的安全标准。体育场馆等场所应当指派专业人员指导未成年人开展活动，以有效预防和制止危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三十五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做好疾病预防工作。
　　卫生部门应当定期为在校学生和幼儿进行体格检查，做好传染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和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工作。全面实行儿童免疫接种制度，积极防治儿童常见病、多发病。
　　第三十六条 营业性歌舞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经营者应当在入口处的明显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上述场所的工作人员可以要求其出示有效身份证明。
　　第三十七条 中、小学校周边二百米内不得开设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 ，禁止在学校门前和两侧开设性保健用品商店、集贸市场、食品摊床、停车场，禁止堆放杂物。
　　第三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和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未成年人信仰宗教。
　　第三十九条 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任何人不得诱骗、教唆、胁迫未成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第四十条 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饮酒。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高温、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四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权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
　　对未成年人的信件、电子邮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开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在农村村屯和城镇社区组建家庭教育指导网络，培训家庭教育指导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第四十四条 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应当反映未成年人的合理要求，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除遇险时须动员和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自护、自救行动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动员和组织未成年人直接参加抗洪、救火等抢险活动。
　　第四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指导未成年人在课余和闲暇时间，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和鼓励学校、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兴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为已经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选择理想的职业，学习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实现就业创造必要的条件。
　　支持和鼓励措施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特殊保护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和公民，应当重视保护各民族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女未成年人在入学、就业、劳动报酬等方面同男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禁止让女未成年人在经期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激烈的体育活动。
　　公安、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强奸、猥亵、拐卖女未成年人和容留、诱骗、教唆、胁迫女未成年人进行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重视盲、聋、哑、智障和其他残疾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就业，创办各种特殊教育学校和辅读班，进行定向培训。对年满十六周岁，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应当推荐安排就业。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兴办各类惠及残疾未成年人的福利事业。具体鼓励政策和措施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为有特殊天赋和突出成就的各民族未成年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其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犯。
　　第五十条 禁止任何人歧视、戏弄、虐待和遗弃生理有缺陷的或者精神有障碍的未成年人。
　　自治州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紧急救助机制，对因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受其他侵害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救助。
　　第五十一条 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负责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抚养。
第七章 司法保护
　　第五十二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保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加强与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学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以及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沟通，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工作。
　　第五十三条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建立专门办案机构，依照法律规定，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进行讯问、审查、审判。
　　对判决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其他违法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其姓名、住所和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对因家庭生活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第五十四条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监管场所，应当依法保护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严禁辱骂、体罚。
　　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押分管。
　　第五十五条 被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和刑满释放、解除收容教养、劳动教养以及受过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第五十六条 对正在服刑和接受劳动教养以及被治安处罚的未成年人，其家庭、监护人和原所在学校，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矫治单位做好教育、挽救工作。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抚养、离婚、赔偿等民事案件时，应当体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的学校，是指自治州内依法设立的有未成年人就读的各级各类公办、民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教学机构。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
——兼探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问题

秦旭东


[内容提要]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该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属于不动产留置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属于法定抵押权，还有观点认为应当属于优先权。本文对不动产留置权说和法定抵押权说进行了评介，指出其不足之处，认为合同法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定性为优先权，进而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并对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的相关问题作了粗浅探讨。

[关键词]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留置权 法定抵押权 优先权

[正文]

一、 导言

在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中，随着建筑承、发包交易中“发包人市场”状况的出现，建设单位拖欠建设工程价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出现普遍化的趋势。这严重影响到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工程价款中承包人应支付给建筑工人的工资和劳务费占有相当的比重，工程价款被拖欠导致工人的劳动报酬被拖欠，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 1999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设立为解决建设工程价款的拖欠问题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法律环境。但是，由于该项制度是《合同法》的新规定，以往法律、法规中没有类似的规定，加上建设工程价款拖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其理解不一，操作中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理论界对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也存在诸多分歧，因此《合同法》实施３年多来该制度并未取到明显收效，现实生活中工程款拖欠现象仍难得以根本解决，第２８６条被认为是中看不中用的“休眠条款”。3 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对《合同法》第２８６条做出司法解释，这对推动该“休眠条款”的适用具有重大意义，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也拟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问题作一番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提出粗浅意见。

二、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属性问题的论争

理论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存有争议，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均纷纷在其著述中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理由。大体而言，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应当属于一种不动产留置权，二是认为应当属于一种法定抵押权，三是认为应当属于一种优先权。

（一），不动产留置权说及对其评介

第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一种不动产留置权。4 该观点认为，我国担保法中规定留置权的客体仅限于动产，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充分保护，合同法实际上扩大了可留置财产的范围，如发包人不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承包人即可留置该工程，并以此优先受偿，即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对不动产同样可以行使留置权。
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其一，《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承包人实行权利的条件以“发包人迟延——承包人催告——发包人再迟延”为必要，与留置权的实行条件相当类似，因此留置权说并非全无理由。5 其二，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的民法中并不乏不动产也可成为留置对象的立法例，如日本。 6其三， 1991 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部联合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例》第28条规定：“由于甲方（发包人）违反有关规定和约定，经办银行不能支付工程款，乙方（承包人）可留置部分或全部工程，并予以妥善保护，由甲方承担保护费用。”该规定成为实践中承包人以发包人未付清工程款为由而拒绝交付已完工工程的主要依据。 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首先，留置权以债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为成立要件和存续要件，留置权因债权人丧失对标的物的占有而归于消灭。承包人结算工程价款，发包人不能支付的情况大多数是在承包人交付工程、发包人进行验收后才发生的。而从合同法２８６条的规定来看，承包人在交付工程后，其虽已不占有标的物，但仍享有该优先受偿权。因此当优先受偿权开始行使时，承包人实际已不占有标的物，如果把这种优先受偿权视为留置权，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其次，按照传统的物权法理论，留置权仅适用于动产。虽然在日本并不否认不动产也可成为留置的对象，但是，在日本民法上，债权人对于留置物并无优先受偿权，留置权的效力并不包括优先受偿权能，因此日本法中的留置权甚至很难说算得上一种担保物权。 8而我国担保法第８２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留置权的标的物为动产”这一原则，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是不动产，与传统物权法上得留置权的适用对象不符。若认定《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为不动产留置权，则要全面修正关于留置权的传统理论，这容易引起人们在理解上的困难，也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中的麻烦，无疑成本太大，不足为取。再者，留置权作为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其产生只能由法律直接规定，担保法第８２条、第８４条规定的留置权适用范围以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为限，建筑工程合同作为独立的有名合同并不在此列。1991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部联合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只不过是我国担保法制十分不完善的情况下的产物。可以认为，立法者并没有设定不动产留置权之意，否则，1995年《担保法》立法时就应该考虑把1991 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例》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了。另外，“从功能上来分析，留置权是专门以保护债权人的私益为中心，而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已超出了单纯的私益保护范围，它还具有保护特定产业的成长或特定领域的交易安全的功能”。 9将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归于留置权范围，不足以体现法律基于社会公平正义和特殊政策、理由的考量。总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不动产留置权的观点是存在种种不足，目前已经遭到比较普遍的反对。相反，如果将其定性为优先权，则可避免这些不足，下文将有论证，此不赘述。

（二），法定抵押权说及对其评介

第二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一种法定抵押权。10 该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从属性、不可分性、追及性、物上代位性和优先受偿性，不以移转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符合抵押权的一般特点，其直接根据法律的规定而成立，不须当事人间订立抵押合同，也不须办理抵押权登记，类似于瑞士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规定的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对承揽标的物所享有的法定抵押权。曾参与合同法立法工作的一位学者还通过对合同法立法背景的介绍来说明该条的立法本意始终是指法定抵押权。11
相对不动产留置权说，法定抵押权说相对比较有说服力，支持者亦比不动产留置权说为众。在学者起草的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三百零六条中，直接有 “建设工程完工后，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建设费用和报酬的，承包人对建设工程有法定抵押权”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建议草案基础上提出的合同法草案(1995年10月试拟稿)也在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承建人对其所完成的建设工程享有抵押权”。因此有参与立法过程的学者指出，“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从设计、起草、讨论、修改、审议直至正式通过，始终是指法定抵押权”， 12只是考虑到法律适用上的便利才采取了直接规定其内容、效力以及实现方式的条文表述，而未直接用“抵押权”之名。此外，在工程建设实践中，除“交钥匙工程”外，通常是由承包人与发包人分别指派工地代表，共同负责对工地现场的管理，承包人并未排他地对工程实施占有和控制。而且，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也并不因此而消灭。 13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成立同抵押权一样，不以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明显区别于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依产生根据的不同，抵押权可以分为意定抵押权和法定抵押权，前者依当事人之约定产生，后者则依法律之直接规定而当然发生。持法定抵押权说论者即认为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虽然未有“法定抵押权”之名，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依法律之直接规定而当然产生的抵押权，实际上即法定抵押权。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有关法定抵押权的立法例也不少，我国台湾地区、瑞士和德国的民法中就有承揽人法定抵押权的明确规定。14
但是，仔细探究，将该优先受偿权认为是法定抵押权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仍缺乏足够说服力。
第一，我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相对较为完善的独立的抵押权法制体系，而民法通则、合同法特别是担保法中并无法定抵押权的规定或类似规定。担保法中规定的抵押权仅指一般抵押权，即意定抵押权，其成立须由当事人以法律行为设立。依《合同法》第286条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存在于物之上的权利，权利人无须请求义务人为某种行为就可以支配标的物，且是为担保一项特定的债权而存在，因此其属于一种担保物权应属无疑。法定抵押权亦属担保物权，且为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如立法者有意设立法定抵押权制度，依物权法定原则，在早先《民法通则》，特别是《担保法》立法时，就应在抵押权法制体系建构中考虑到法定抵押权问题，做出相应规定。《合同法》立法在《担保法》颁布实施数年之后，且合同法为典型之债法，在其中徒然规定法定法定抵押权，既与现行抵押权法制体系不协调，又同《合同法》之纯然债法属性不符。在将来民法典制订中，即使要规定法定抵押权，理所当然也应该在物权法中规定。界定一种权利的性质，不仅应该考察权利的结构、特点等，还应该将其纳入到权利体系的整体中考察，才能获致较为全面、准确的结论。15 因此，认定《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不妥。
第二，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不动产抵押以登记为生效要件，非经登记不成立抵押权，《合同法》的规定并不要求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登记。在规定法定抵押权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一般也有关于法定抵押权登记的相关规定。德国民法典规定法定抵押权必须进行登记，非经登记不成立；瑞士民法上的法定抵押权分为公法上的抵押权和私法上的抵押权，后者也须登记方可成立；16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早先并未规定法定抵押权必须进行登记，但是“由于法定抵押权之发生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实务上易致与定作人有授信往来之债权人，因不明该不动产有法定抵押权之存在而受不测之损害”，后来作出修改，登记非仅为对抗要件而已，而是法定抵押权成立之要件。 17如果认定《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似也应该考虑到其登记公示问题，这样既能同我国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制度相协调，也符合世界上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定抵押权制度之实践。由是考察，很难说《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愿意为法定抵押权，即使立法过程中有此种主张，也难说其被立法机关所接受了。
第三，抵押权同其他种类的担保物权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优良特性就是，抵押权之成立和存续不以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这样，“就债务人而言，除取得因供担保而融通的资金外，并得对于标的物为继续占有、使用、收益；就债权人而言，不仅无占有、使用、保管标的物之烦累，且能通过拍卖抵押物之手段，确保债务的优先清偿”。 18在建筑工程承包中，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应当依法律和合同之规定，及时将建筑物交付给发包人，而发包人则应依合同约定及时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如发包人未依约及时支付工程款，承包人依照合同法就有权就其施工而成的建筑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实践中，承包人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而未获清偿时，承包人可能已经向发包人交付了建筑物，也可能还实际占有着建筑物。后一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按工程进度分期结算或因各种原因工程未竣工交付即结算等情形。这样，承包人对其实际占有的建筑物依法行使优先受偿权，显然同抵押权的属性和基本特征不符。另外，从功能上来看，抵押权一般是为将来成立之债权担保，具有融资性，既能融通资金又利于对物的利用。而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保障既存债权之实现的，无融资性可言，它是在权衡各种利益之后基于优先保护某些社会关系之特殊考虑而赋予工程承包人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和其他担保物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可见，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是不合适的。
第四，如果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认为是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将导致在承包人的抵押权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的抵押权之间优先性确定上的困境。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建设人为融资往往在早先贷款时就已经在建设工程上设定了抵押权，即贷款人的抵押权一般设定在先；而从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的性质来说，承包人的抵押权应优于贷款人的抵押权先实现。一方面是经登记、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一方面是未经登记、成立在后的抵押权，规定前者优先于后者，从抵押权的角度来说有失公平。19 前述有关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法定抵押权，由于须登记才成立，在与约定抵押权并存时，可以适用“时序先后决定次序先后”的一般原则，凡成立在先者优先。合同法２８６条赋予承包人以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解决社会上严重存在的拖欠承包费问题，由于法定抵押权并不当然具有优先于约定抵押权的效力，故将该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并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立法目的。因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也不应认定为法定抵押权。20 相比之下，定性为优先权，则不存在以上几点疑隙，下文将会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6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的第一条规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依一般理解，第一条中所称的“抵押权”应当是指一般的抵押权，即意定抵押权，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建筑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属法定抵押权之意，否则，该司法解释中有必要强调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所优于的抵押权为意定抵押权。而在第四条中，司法解释直接称该优先受偿权为“优先权”，并规定了其存续期限。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的范畴，依民法原理，担保物权作为主体对物的可自主、主动支配的权利，不存在时效期间问题。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担保物权是永续存在的。虽然抵押权的永续存在不利于物的交易价值和担保秩序的稳定，对抵押权规定一个行使期间似有必要，也有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规定了抵押权的存续期间，21 但是，除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的时效期间的规定等少数特例外，我国担保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至今还没有有关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的规定。从这个角度讲，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确无把该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的意思。

（三），优先权说及其理由

第三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属优先权。 22该观点认为，优先权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的宗旨而赋予债权人对某种特殊的债权享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而优先受偿的权利，其目的在于对某种特殊的债权加以特别的保护。针对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现象严重的情况，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有助于切实保障承包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在前文中已对不动产留置权说和法定抵押权说进行了评介，指出了其不足，相比之下，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说服力，优先权的性质和特点比较符合合同法２８６条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有助于实现合同法第２８６条的立法目的。
优先权是指特种债权人直接基于法律规定而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其债权的权利。优先权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指存在于债务人全部财产上的优先权，特别优先权则是存在于债务人特定财产上的优先权，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对与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有牵连关系的特定种类的债权，债权人可于债务人特定的财产，直接优先受偿的排他性的权利 。23依其客体的不同，特别优先权又可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优先权除了具有一般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变价受偿性、不可分性、追及性、物上代位性等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优先权以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担保，赋予特定债权人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旨在破除债权平等原则，实现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以体现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社会公正。第二，优先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以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成立，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也并不需要经登记，可以弥补留置权、质权和抵押权的不足；第三，优先权的顺位和效力由法律直接规定，同一物上存在数个优先权或者发生优先权与其他担保物权竞合时，优先权人之间或者优先权人与其他担保物权人之间的受偿顺序均由法律直接规定，且在效力上，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原则上优先于一般抵押权。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多为费用性担保物权，理论上应优先于抵押权等融资性担保物权。 24“优先权制度是针对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而作出的一种价值取舍，它通过社会公共利益考量，认为某些既存的利益冲突只有以赋予某一方以优先权的方式才能解决，从而使其权利形态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固定。” 25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拖欠建设工程价款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合同法２８６条的设置就是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承包人就建筑物直接支配其交换价值而优先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受偿其债权的权利，它的实现无须借助义务人的给付行为，且不仅可以对抗发包人，还可以对抗第三人，是一种支配权、绝对权，属于物权范畴。此外，它是为担保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而生，具有一般担保物权的属性，是一种担保物权。它依法律直接规定而成立，以特定不动产（建设工程）为标的物，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无须经过登记，效力优先于一般债权和其他担保物权，作用在于保证与标的物有牵连关系的特种债权（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中大部分是劳务报酬，属工资性质，为维持基本生活之必需，优先保护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另外，就建设工程的价值形成来说，“虽然发包人对工程进行了先期投入，如向银行抵押贷款、支付土地使用费等，但使整个建筑物的价值得以保全并升值的，仍是承包人的劳动、技术和管理”， 26优先保护承包人的权益符合公平原则，也有利于建筑行业的良性发展。
综前所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不动产特别优先权的属性和特征，优先权制度显然与合同法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定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可以避免将其定性为不动产留置权或法定抵押权而导致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优先权之标的物可以为不动产，其成立不以对标的物之占有为要件，显然要比留置权之定性更为符合合同法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优先权依法律之径直规定成立而无须登记，没有法定抵押权之定性可能破坏我国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之虞，而不动产特别优先权优先于一般抵押权之原则则可解决法定抵押权之定性而导致的不同抵押权优先性确定上的困境。
其次，优先权制度在许多国家有相当成熟的实践，如法国等国家的优先权制度和日本的先取特权制度，建设合同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得到了普遍认可；我国虽未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但有关部门法律中也有涉及优先权的规定，特别是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中规定有具体的优先权制度。外国的经验和我国有关民商事特别法中的实践可为建设合同承包人优先权制度提供必要借鉴和佐助。还应强调的是，２００２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实际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优先权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出了肯定。该《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优先于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有时效期间的规定十分类似。

三、 关于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的探讨

上文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问题作了一番探讨，认为该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优先权。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从理论上在应然层面上作出的结论。从实在法上看，我国法律对此问题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即使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意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仅司法解释本身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该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问题最终还有待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来解决。正如有学者所言，“值得讨论的问题倒是我国究竟应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还是法定抵押权制度，这样，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定性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27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物权立法趋于完善，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将成为必要选择。下文将对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作出粗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