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绿化条例(2005年)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绿化条例
（1999年6月25日贵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9年9月25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1999年10月20日公布施行 根据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2004年6月8日公布 2004年7月1日施行 根据2005年3月24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5年5月27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绿化条例修正案》修订 2005年6月7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林木、林地和绿地的建设和管理，促进绿化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实行绿化任期目标责任制。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管理和监督。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园林绿化的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所辖规划区城镇绿化的建设、保护和管理。
规划、建设、城管、环保、水利、交通、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绿化工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规划、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全市林业、城镇绿化规划，纳入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规划确定的林地、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改变。
第五条 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林地、绿地的建设、保护、管理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绿化建设、保护、管理资金，采取多渠道、多层次筹集的办法。
第二章 植树造林
第六条 本市年满十八周岁至六十周岁的男性公民、年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女性公民，除丧失劳动力者外，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株，或者承担相应劳动量的其他造林绿化。
提倡、鼓励十一周岁至十七周岁的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植树造林劳动。
对因结婚、生育等植树纪念的公民，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提供条件。
第七条 实行单位绿化任务负责制，不能完成植树任务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交纳绿化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绿化。
第八条 义务植树实行定地点、定任务、定质量、定责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加倍收缴绿化费。
第九条 工程造林实行规划、资金、质量、审计、验收的项目管理制度。
第十条 国有林业用地，由用地单位负责造林绿化。
农村集体所有宜林荒山、半石山由集体组织负责造林绿化。
铁路公路两旁、河流两岸、湖泊（水库）周围和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由主管单位负责造林绿化。
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造林绿化。
第十一条 环城林带建设应当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逐步扩大面积，并有计划进行林分改造。
第三章 城镇绿化
第十二条 城镇绿化建设实行分工负责制。公共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干道绿地、风景林地，由其主管部门负责；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厂矿等单位的附属绿地，由本单位负责；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绿化，由开发、改造单位负责；居住区绿化，由建设单位负责。
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镇绿化工作的指导。城镇绿化应当结合实际，突出特色，运用园林建筑技术、艺术手段，种植养护树木花草。充分利用高架桥、堡坎、屋顶、墙面等进行绿化。
第十三条 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例为：
（一）居住区不低于30%；
（二）城市干道不低于25%；
（三）学校、医院、疗养院、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
（四）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贸中心等不低于20%；
（五）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物的工业企业不低于30%，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属于旧城改造的，前款规定的指标可以适当降低，但降低幅度不得超过5%。 国家另有标准的，从其标准。
第十四条 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化配套建设资金，应当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并按照城区内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200元，城区外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100元在银行专户储存，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使用。
第十五条 城镇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由持有相应资格、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第十六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核定绿化用地面积，并经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方可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新建工程项目改变绿化用地，应当经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城镇绿化工程应当与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按批准的设计方案建设，必须在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 绿化配套工程竣工后，经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验收合格后5日内，应当解除对该项绿化配套建设资金的监管。
第四章 保护管理
第十八条 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苗圃、花圃、草圃的建设，指导专业户育苗，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单位自建苗圃，逐步实现绿化苗木自给。
第十九条 林地、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取土、铲土烧灰积肥；
（二）焚纸烧香；
（三）挖树刨根、就树盖房、搭棚做架；
（四）倾倒垃圾废料，堆放物料；
（五）破坏自然景观和污染环境；
（六）损毁绿化设施；
（七）非生产性用火。
第二十条 名胜古迹林、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及古树名木严禁采伐。
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国防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护岸林及母树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用材林根据不同情况，可以进行抚育间伐或者小面积更新采伐。
第二十一条 国有、集体、个人（农村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零星林木除外）所有的林木，实行采伐限额管理，凭证采伐。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林业绿化部门管理的树木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发放砍伐许可证。其他的林木砍伐许可证，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发放。
第二十二条 古树名木，不分权属，分别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监督管理。在单位管界和私人庭院内的，由单位或者住户养护。
第二十三条 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由用地单位向县级以上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支付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征、占用城市规划区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的林地，其森林植被恢复费、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应当按照规定缴纳。
第二十四条 收取的绿化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绿化配套建设费，绿地补偿费，应交同级财政部门专户储存监督用于植树造林、城镇绿化的建设和保护，并由同级审计部门进行年度审计。安置费应用于安置人员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改变城镇绿地的使用性质。确需占用、改变的，城区10平方米以下由市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余区、县（市）城镇30平方米以下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林业绿化的行政管理部门审批；超过上述面积且不到1公顷的，须经市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1公顷以上的，按规定审批。
临时占用绿地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并且按照期限恢复。绿地恢复费应当在银行专户存储，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用于恢复绿地。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临时占用绿地的单位验收时间和标准，对恢复的绿地经验收合格后，应当在5日内解除该项资金的监管。逾期不恢复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使用绿地恢复费代为恢复。经批准改变绿地使用性质的单位，应当缴纳绿地补偿费。收取的绿地补偿费，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期限和标准用于易地绿化建设。 绿地恢复费、补偿费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公布。
第二十六条 禁止将城镇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出租、出让、用作抵押。禁止侵占公共绿地搞其他建设项目。禁止擅自在公共绿地开设商业、服务摊点。
第二十七条 城镇严禁擅自砍伐、移植树木、毁坏绿化种植，确需砍伐、移植树木和毁坏绿化种植的，城区由市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余区、县（市）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林业绿化的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砍伐树木胸径超过30厘米，或一处一次 10株以上，由市人民政府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砍伐树木、毁坏绿化种植应按标准补偿。经批准砍伐城镇树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每砍伐树木一株，必须补植胸径5厘米以上树木五株。领取城市树木砍伐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所砍树木胸径每厘米100元的标准，在银行专户存储树木补植费，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用于树木补植。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砍伐城镇树木的单位或者个人验收的时间和标准，对补植树木经验收合格后，应当在5日内解除该项资金的监管。树木砍伐1年内未补植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使用树木补植费代为补植。
《准伐证》、《准移证》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印制。
第二十八条 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管护制度，配备管护人员，加强绿化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采伐名胜古迹林、革命纪念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及古树名木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追缴树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擅自占用林地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拆除林地上违法建筑物及设施，恢复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罚款；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三十二条 擅自占用绿地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每平方米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三十三条 擅自在城镇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迁出或拆除，可以并处每平方米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三十四条 未按照标准建设配套绿化工程，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每平方米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按照建设配套绿地面积处以20倍土地出让金罚款。
第三十五条 未取得资格、资质证书承揽城镇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并对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分别处以绿化工程总造价 10％至20％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停止侵害；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并按照造成损失价值的一至三倍处以罚款：
（一）损坏城镇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镇树木的；
（三）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
（四）在林地、绿地内取土、铲土烧灰积肥，焚纸烧香，挖树刨根，就树盖房，搭棚做架，倾倒垃圾废料，堆放物料，破坏自然景观和污染环境的；
（五）损毁绿化设施的；
（六）非生产性用火。
第三十七条 林业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作出的决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纠正或撤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由作出决定的部门依法赔偿。
造成违法占用林地、绿地，违反绿化配套建设资金、绿地恢复费、树木补植费监管规定，或者违反本条例发放许可证的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这一话题的研究，一方面，题目必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人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对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来说，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
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
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
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基于法治实践的经验
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
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
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
认真总结中国的法律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中国学术有自信。
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
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
我在此同法学教育的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