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安徽省三峡移民资金管理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皖政办(2001)16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移民出市外迁资金使用管理，做好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移民迁移我省的安置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9〕53号）、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资金管理办法》（国三峡委办发字〔2000〕03号）和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三峡移民资金是指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拨付的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移民出市外迁安置资金以及与移民安置相关的规划费、科研费、培训费。
迁入地政府管理的三峡移民外迁安置资金包括：生产安置费、基础设施费、过渡期生活补助费、生产资料购置补助费、困难户补助费及迁入地管理补助费。
第三条 三峡移民资金按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发布的规划测算标准执行。
第四条 三峡移民资金与安置任务挂钩，实行安置资金与安置任务“双包干”。

第二章 资金使用
第五条 生产安置费、基础设施费由安置县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第六条 生产安置费用于因安置移民而进行的耕地、果园、山林调整；增加或改造排灌设施、添置农机具、农业开发补偿等。
第七条 基础设施费用于移民建房宅基地征用、平整，移民村、点道路、供电、供水等设施建设。移民购买旧住房，可按人均2000元标准返还给移民。
第八条 过渡期生活补助费在2年内按月发给移民户，用于生活费用。
第九条 生产资料购置补助费，在移民迁入后3个月内发给移民户。
第十条 困难户补助费用于困难移民户的建房补助和生产生活补助，由安置县统筹安排使用，但不能平均发放，在移民落户后1年内发放完毕。
困难移民户名单根据迁出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建议名单确定。
第十一条 管理补助费拨给有接收安置任务的市、县，用于接收安置三峡移民的组织、考察、宣传等费用的补助。但不得用于个人福利。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移民资金使用计划根据移民安置计划确定，资金不留缺口。
第十三条 移民资金必须在国有商业银行专户存储、专帐管理、专人负责。安置县三峡办应于每月10日前向省三峡办报送上月会计月报表和统计报表，并报县领导小组负责人和市三峡办。省三峡办对安置县上报的报表审核后，按期上报三峡建委移民局和省领导小组负责人，并抄送重庆市移民局。会计报表和统计报表按三峡建委移民局统一标准执行。
移民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不得截留和克扣；不得转为定期存款，不得购买债券、股票；不准搞帐外帐，私设“小钱柜”；不准支付赞助和各种摊派集资；不得为任何单位提供资金担保。
第十四条 省、市、县三峡办要强化财务管理，单独建帐，严格资金拨付手续。资金下拨必须由业务主管处（科）申请，处（科）领导审核，经省、市、县三峡办负责人签批拨款。
第十五条 三峡移民规划费、科研费、培训费的管理，按三峡建委移民局专项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三峡移民安置工程项目必须按基建程序和工程建设进度拨款。三峡移民安置工程项目建设合同应当明确约定：未列项的不拨付前期工作费；未批准开工的，不预付工程款；工程未竣工验收的，不全额付款。房屋、桥梁、涵闸、道路、水渠、机井排灌站以及其它需要质量考核的工程，要留5％的资金到竣工验收满一年后再支付。所有工程项目都要单独建帐管理。
第十七条 三峡移民安置县的移民资金财务管理集中在县三峡办，不下伸到乡、村和项目建设单位。移民项目建设资金支报由县三峡办直接办理；国家补助给移民个人的各项资金，由县三峡办会同乡（镇）政府、村委会组织联合发放小组进行发放，移民领款后，签字盖章，张榜公布，并在县三峡办建帐、建档。
第十八条 三峡移民经费在各级移民机构暂存期间形成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纳入资金使用计划，用于移民安置工作，不得挪作他用，不得作为机关福利。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九条 经办银行要按照移民资金存入方的要求支付资金，对不符合存入方付款要求的资金使用项目，应拒绝支付。
第二十条 三峡移民资金的使用必须接受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及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监督。资金管理、分配、使用单位要定期向审计部门提供有关资金计划和财务资料。审计部门要将三峡移民资金的审计纳入工作计划，每个会计年度原则上安排审计一次。
第二十一条 省三峡办每季度对县移民资金财务稽查一次。对群众提出异议的资金使用情况，应当予以受理并组织专项稽查。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挪用、贪污三峡移民资金，或因失职、渎职造成严重损失和不良影响的，依纪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省财政安排给三峡库区移民的补助资金按照本办法统一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三峡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2001年3月10日
　　2012年9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大学法学院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的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与会代表针对食品安全的刑法治理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一）普通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

有论者探讨了食品安全犯罪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内涵，认为要准确判定“足以造成”，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判定基础，采用事前判断和事后判断有机结合的“瞻前顾后”的判断方法，并以科学法则为标准；同时还应注意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的属性、实行程度，以及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实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

有论者讨论了食品与药品的区别标准问题，认为在规范层面，是否“以治疗为目的”是区分食品和药品的唯一标准。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适用不统一；以“口袋罪”方式确定罪名；食品监管渎职类罪名适用较少等缺陷。同时，食品安全犯罪领域容易出现民意或者是社会效果绑架法意的情况，导致司法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丧失，出现为平怒而释法尤其是为结果释法、为重刑而定罪的情形。

还有论者认为，只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才能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但对婴幼儿的主食食品应有所例外，对专供婴幼儿食用特别是作为主食的食品不需要作这一限制，仍应采用“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要求。

（二）地沟油的司法定性

地沟油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司法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对此，有论者认为，“地沟油”犯罪必须是将“地沟油”作为“食用油”予以生产、销售，地沟油来源于“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各类肉及肉制品加工废弃物”等三类非食品原料。关于地沟油犯罪的罪过，在生产环节，其明知的内容包括明知油品来源为“地沟油”和明知油品被生产为“食用油”。在销售环节，要求行为人对于“食用油”是否属于“地沟油”必须存在主观上的概然性故意。

也有论者认为，对“地沟油”的鉴定和判断不应以是否具备相应鉴定报告为标准，而应当结合有关材料来源、加工工艺和加工过程等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

（三）食品渎职犯罪的司法适用

有论者认为，将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的罪名确立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更为合理，也更加符合依据罪状确定罪名的基本要求。在司法适用上，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起源及其与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密切联系看，不应否定“食品监管渎职罪”与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法条竞合关系，对此应依据特别法条优先适用原则处理。在追诉标准上，对“食品监管渎职罪”可参照“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追诉。

也有论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监督过失类犯罪，其行为人的主观预见对象包括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对于被监督者的行为需要具体预见，而对于最终的危害后果，只要抽象、模糊的预见即可。

还有论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刑法应明确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有受贿行为的，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并罚。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理念

有论者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晚近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具有刑法介入时间呈提前之势、刑法介入范围呈扩展之势和刑法介入力度呈趋严之势的特点。改进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应当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同时反思立法技术并注重司法解释，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法网还不够严密，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求，包括刑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过于单一，主观方面只限于故意；刑罚设置不合理，罚金刑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没有设置资格刑，应用“生产、经营”代替“生产、销售”，增设食品安全犯罪过失犯，完善罚金刑，增设资格刑。

还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应树立贯彻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加强立法的拟制性、扩大食品犯罪打击范围的理念。具体而言，应将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修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违法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提供帮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品监管渎职罪。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制度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存在刑法保护滞后、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被其他犯罪构成模式代替和遗漏了对运输、储藏等预备行为处罚等缺陷。立足于食品犯罪的实际以及遏制食品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刑法对食品链的规制仍存在一定局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1）加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积极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2）调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客体的立法，将其规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3）拓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范围：一是行为形式的拓展，将非法存储、持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二是行为类型的拓展，将生产、销售毒害的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增设为专门的罪名。此外，也应将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纳入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

也有论者认为，现行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存在犯罪归属体系分类不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应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从刑法典分则第三章调至第二章；主观罪过范围较小，应增设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类型；同时，应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的关系，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调整范围。

还有论者认为，从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大有裨益，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刑法条文可操作性的迫切需求。在具体操作上，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例，可以比照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模式，在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后增加一款，规定协助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设置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罚金刑设置不合理，罚金数额不确定，未区分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罚金幅度；资格刑的缺失。为此，我国应适当调整罚金刑的数额与范围，同时对食品安全犯罪引入资格刑，并增设违反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的刑法规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