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令

第　123　号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规定》已于2007年9月3日经市人民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戴相龙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建设，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批复》（国函〔2006〕81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及其毗邻的东疆港区非保税区域（以下简称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管理、开发、建设、经营适用本规定，有关保税监管规定仅适用于保税港区。
　　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关于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批复》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天津港东疆港区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执行。
　　第三条　保税港区是经国家批准设立、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建立的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特殊的监管、税收、外汇、贸易、投资和航运政策。
　　第四条　保税港区主要开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和港口运输装卸等业务，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保险、代理、理赔、检测、进出口商品展示等服务业务。
　　第五条　保税港区的建设与发展应当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坚持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建设成为功能完善、政策宽松、运行高效、环境优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开放的综合贸易港区。
　　第六条　保税港区应当按照统一协调、精简高效、分工明确的原则，构建行政管理、口岸监管、开发经营体制。

第二章　行政管理体制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税港区管委会），对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实施统一行政管理。
　　保税港区管委会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规划，经滨海新区管委会审核，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在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上先行先试，并制定相应的行政管理规定；
　　（三）根据市人民政府授权或者接受有关部门委托，集中统一行使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等行政管理职权；
　　（四）统一管理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土地、规划、建设、工商、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环保、卫生、安全生产等各项公共管理工作；
　　（五）协调配合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税务、外汇等有关管理部门和其他驻区单位的工作并协调相关事务；
　　（六）组织编制产业发展目录，统筹产业布局，对投资项目和开发建设活动实施管理；
　　（七）推进区内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发布公共信息，实现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八）协调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第八条　保税港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动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第九条　保税港区管委会根据市人民政府授权，按照精简、高效、审批与监管分立的原则，设立、调整行政管理机构，赋予其相应的管理职责。
　　第十条　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港政管理，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十一条　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治安、消防、道路交通安全等事项，由天津港口公安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实施管理。
　　第十二条　除本规定有明确规定的外，本市其他行政管理单位不向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派驻机构。
　　第十三条　区内行政审批事项实行一个窗口受理、集中审批、限时办理、跟踪服务制度。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审批、即时办理；对需要另行核实相关情况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十四条　企业的生产经营应当符合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产业发展目录及布局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保税港区管委会不得批准其入区经营。
　　第十五条　凡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施检查管理的，一般不对区内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必须进行现场检查的，由保税港区管委会组织实施。

第三章　口岸监管体制

　　第十六条　建立保税港区口岸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由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保税港区管委会等单位组成。
　　保税港区口岸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各监管部门对保税港区的监管工作，建立监管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制度，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创新保税港区口岸监管制度。
　　第十七条　对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海关实行电子报备管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税港区内货物可以自由流转。
　　第十八条　对境外进入保税港区的货物，检验检疫部门只检疫不检验。
　　对进入保税港区的国际航行船舶，实施电讯检疫或者码头检疫，一般情况下不再实施锚地检疫。
　　第十九条　保税港区内划定边检口岸限定区域，设置明显标识，由边检部门采用电子监控、口岸巡查、卡口管理等方式对进入边检口岸限定区域的人员实施管理。
　　第二十条　海事部门对保税港区水域实施全程实时监控。在航行动态管理上，优先安排进出保税港区的船舶。
　　对进出保税港区的危险货物，实行异地电子申报。对诚信等级高的企业所申报的危险货物，可视为内陆直接装船，不再开箱查验。
　　第二十一条　保税港区建立联合查验中心，对需要查验的进出货物，由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等部门根据需要进行联合查验。

第四章　开发经营体制

　　第二十二条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是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开发经营主体，享有区域开发建设权及对所投资项目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第二十三条　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开发建设，应当符合保税港区区域规划，并接受保税港区管委会的监督和指导。
　　第二十四条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并对土地实施储备整理。
　　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的土地收益，应当用于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
　　第二十五条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在保税港区管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负责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建设项目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保税港区管委会和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应当按照保税港区产业发展目录和规划要求组织实施招商引资工作。
　　第二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支持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章　口岸监管诚信体系建设

　　第二十八条　建立保税港区监管诚信体系。
　　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等监管部门，根据企业诚信等级评定结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区内企业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第二十九条　保税港区口岸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保税港区监管诚信体系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企业诚信等级评定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企业诚信等级评定结果应当在保税港区公共信息平台予以公布。
　　第三十一条　企业对诚信等级评定结果有异议或者认为监管机构监管措施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保税港区口岸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投诉。
　　保税港区口岸联合监管协调委员会接到投诉后，应当与有关监管部门协调。有关监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投诉企业。企业对反馈结果仍有异议的，由保税港区管委会进行协调。
　　第三十二条　参与企业诚信等级评定工作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评定工作中获知的企业商业秘密保密。泄露商业秘密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章　区域发展促进与保障

　　第三十三条　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不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从境外进入保税港区的货物，海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保税，或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从保税港区运往境外的货物，免征出口关税，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从保税港区进入国内的货物，按照货物进口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并按照货物实际状态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第三十五条　保税港区企业生产的供区内销售或者运往境外的产品，免征相应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保税港区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第三十六条　国内货物进入保税港区视同出口，按照规定实行退税。
　　第三十七条　对保税港区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海关保税监管场所之间流转的保税货物，继续实行保税监管。
　　第三十八条　保税港区设立保税港区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区域功能的产业和配套发展的其他服务产业给予扶持。
　　第三十九条　保税港区内可以配套建设相关服务设施，为区内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提供服务。
　　第四十条　保税港区管委会应当会同海关、检验检疫、边检、海事、港口等单位推进保税港区信息化建设，及时发布保税港区公共信息，实现保税港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第四十一条　企业在保税港区及其毗邻区建设、生产、经营及进行其他相关活动，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国家对保税港区经营范围有特殊规定的，应当遵守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责任的转化及权利义务的守恒

董 玉 鹏*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用衡平的观点对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和分析。公权力通过立法活动确定了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法律，公民间遵循法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良性的平衡的关系。如果良好的法律所建立起的社会秩序能够被遵守，那么这种平衡无需国家进一步干预、协调。当公民的权益受到他人的损害时，救济途径不外乎有三种：民事主体间的自行协商、调解；民事主体向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机关—法院提起诉讼；国家在个人无力捍卫自己的权益时主动干预。权利、义务责任在其中是建立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 权利 义务 责任 责任的转化 权利义务的守恒

正义是人们争论和探讨已久的话题。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力手段，这是得到众多学者认同的观点。然而正义的定位究竟在何处？法如何去实现正义？在笔者看来，万物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们在动与静的交融中表现出了一种平衡的姿态，公平、正义也只有在平衡中才能实现。在民事立法上，衡平精神体现得越好，也就越为人们所称道，这样的法也才真正称得上是善法。而衡平精神的体现，与权利、义务、责任的合理搭配与运行是分不开的。

一 权利、义务、责任概念的争论及其三者的关系
（一）关于权利、义务概念的争论
权利、义务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调整人们的行为？这是当前我们不可以忽视的重要问题，至今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三种主流观点：
1.自由说。此种学说认为，权利是法律所赋予的自由，是“法律上关于权利主体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1]，而义务则是法律所赋予的自由之约束，是“法律上关于义务主体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2]
2.法力说。此种学说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权利意指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的法定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能动的手段。”[3]
3.利益说。这一种学说倾向于，“权利是权力所保护的利益，是社会所承认的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4] “义务是权力所要求履行的不利益，是社会所承认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5]
综观以上观点，笔者较为赞同利益说，即权利和义务是一种利益的获得或付出。这种利益包括以物质形态表现的利益，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利益。在民法领域中，当事人行使权利、负担义务是以物质利益的获得与付出为主，精神利益的获得和付出为辅。自由说和法力说的缺陷就在于它们所定义的权利和义务失之过窄。自由说以偏概全：自由或不自由仅仅是权利或义务的一种，而不能包括全部的权利和义务。法力说则把权利与权力等同起来，其所定义的，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权力，国家强力的过度介入将会导致权利的弱化，进而导致人权的丧失，权利的被剥夺。
（二）责任在以往学者中的定位及功能
责任是基于一定义务而产生的合理的负担，这种负担可能是肉体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还可能是财产上的。一个完整的责任概念，应当由客观、主观和形式三要素组成。根据义务的性质、归责的要求和约束力的形式不同，通常所称的“责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基于道德义务之违反而以社会心理意识约束力的表现形式的道德责任；第二，基于纪律义务之违反而以社会团体约束力为表现形式的纪律责任；第三，基于法律义务之违反而以国家强制性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责任。本文所指的责任特指第三类：法律责任。
以往学者对法律责任的定义有很多，主要有：
1.义务说。典型代表是《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法律责任词条，大意如下：法律责任是“因某种行为而产生的受惩罚的义务及对引起的损害予以赔偿或用别的方法予以补偿的义务。”[6]
2.处罚说。处罚说认为法律责任是“处罚”、“惩罚”、“制裁”，即违法行为必然导致公权力的强制。凯尔森说过，“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7]
3.后果说。这种学说把法律责任定义为某种不利的后果。如有些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制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8]还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法律责任是指由于某些违法行为或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使责任主体所处的某种特定的必为状态。”[9]
4.责任能力及法律地位说。此种学说把法律责任当作一种主观责任。台湾学者洪福增认为，“在法律上泛称之责任……有时指应负法律责任的地位及责任能力。”[10]
以上诸说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法律责任的本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采性。但是法律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是部门法学还是法哲学都未能形成统一解释。学者们对它的定位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法律责任的解释只有优劣之分而无全对全错之分。于是有些学者对法律责任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得出了以下观点：“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其承受的合理的负担。”[11]这一观点吸收了义务说、后果说及法律地位说的合理因素，是较为科学的定义。
法律责任依确认责任的机关以及规定责任的法律不同，可以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它们的表现形态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功能，即制裁、补救和强制。制裁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其作用主要是社会目的，补救和强制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护具体的受害方。三者构成了阻却义务之不履行的防御体系或履行义务的担保体系，构成了道德评的阶梯和实现法律责任目的之总体[12]。笔者认为，法律责任除了包含上述三项内容之外，还有一个作用不可忽视，即威慑作用。尤其是在当事人正常的法律关系中，责任的威慑作用必不可少，法律正是借助责任这一有力武器才使当事人在违反法律之前对由此将要造成的后果加以认真考虑，从而迫于责任的存在而依法行事（当然，相当一部分人的守法行为是自觉的，然而这种“自觉”的形成与责任的威慑作用是分不开的）。
（三）权利、义务、责任三者的关系
权利、义务、责任三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笔者看来，它们就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权利和义务构成了底边，责任则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坚强的三角架构的存在，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才得以顺利地建立与运行，社会主体的正当目的才得以实现。本文所要阐述的责任的转化及权利义务的守恒正是基于此种架构才得以成立。权利与义务之间有历史发展上的离合关系，逻辑结构上的对立统一关系，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功能上的互补关系，运行上的制约关系，价值意义上的主次关系[13]。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正常的状态下，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平衡、相互对应的。
义务与责任原本是同一概念，都有是权力所保障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但是它们所强调的方面不同，义务强调应为性，责任强调必为性。凡是与职务有关的，职务所要求的必须且应该付出的利益，便都因为其更强调必须性而叫作责任（职责）；与此相对，与职务无关的不是职务所要求的，因为其着重于应该性而叫作义务。另一方面，任何义务，虽然强调应为性，但当其被违反时，其必为性便立即充分显露出来而远远重于其应为性，于是便成为责任了。本文所提到的责任特指民事法律关系中，义务违反后所生的责任，而与职责无关（如果采广义概念，在后面的表述中可以发现，责任守恒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权利与责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权利人的角度来看，他有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滥用权利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里，责任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相对方来说，他的权利是不容别人肆意侵犯的，如果他人滥用自己的权利对该相对方的权利造成侵犯的话，滥用权利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这里，责任起到了补偿作用。

二 责任守恒的具体阐述
责任守恒是笔者对责任转化和权利义务守恒的简称。在阐述其具体运作过程之前，必须提出两个前提：第一，权利和义务允许量化。一般来说，权利和义务是抽象的概念，它们只有被当事人行使或负担时才会在行为中显现出来。但是，平衡状态观念的提出必然要求抽象概念的量化和有形化，只有如此才可以进行操作，否则无异于一场文字游戏。第二，此处所指的权利义务，是指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权利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义务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利，权利义务的失衡状态是从义务的增加开始的。
有了上述前提，就可以对责任的转化和权利义务的守恒进行具体的阐释了。
我们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看作一个天平的两端，在正常状态下，这个天平是平衡的，即权利义务是相等的。良性责任守恒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正常的法律关系之中，在良性责任守恒的情况下，责任不显现，它处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天平”之外，起着监督的作用，或者说，当事人在法律规范之下进行了互利行为。当事人之间一旦形成了某种法律关系之后，其权利义务都会失衡，即双方的义务都会增加。当事人一方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使对方的权益增加；同样，对方的义务履行行为也使另一方的权益增加，这样权利义务又实现了平衡。
恶性责任守恒（也可以叫作被动性责任守恒、消极责任守恒）则需要责任的积极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民法中主要体现在违约和侵权行为之中），责任的基本运动是由义务转化而来，又转化为权利。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当事人双方称为侵害方和受害方，那么整个过程可以分解为三步：第一步，侵害方侵害了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使受害方的利益减少，这就出现了不平衡：一方面，受害方利益减少，权利义务不平衡，另一方面，侵害方义务增加，权利义务也不平衡。第二步，侵害方增加的义务转化为责任，但这只实现了侵害人一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由于受害方未得到补偿，从总体上来看，权利义务仍是不平衡的。第三步，责任再度发生转化，成为权利（或者说是利益），补偿受害方受损的权利（利益），由此，当事人双方又都再度实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

三 国家在责任守恒中的角色问题
良性责任守恒就是上面提到的当事人从事合法的行为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责任守恒。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游离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交换行为之外，并不是说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责任在此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警示、威慑作用，使当事人在越雷池一步之前三思而行。然而责任何以具有此种力量？这就不能不提到国家作为公权力的所有者在责任守恒中的作用。国家是指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一定数量居民生存的一定领域内建立的、凭藉有组织的暴力、并以全社会的名义实行阶级统治的组织[14]。国家代表着公共利益行使权力。笔者在本文中所论及的责任守恒的运作，无不是在国家的权力调整之下进行的。
在良性责任守恒的情况下，国家是通过确立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确保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的。以下文所提及的支配权问题为例，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对物为全面的支配，就在于他是依照国家确定的法律规范进行支配活动的，也即他的这种行为得到国家的认可，是国家所承认的理想状态下的平衡过程。这种过程的运作有利一地社会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治秩序。国家在这里的角色是立法者和协调者。
当社会关系的主体的利益被侵害时，被侵害方有三种途径可以弥补自己受到的侵害。第一种，被侵害方可以与侵害方协商解决，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达成共识，侵害方直接对被侵害方失去的利益进行弥补；第二种，被侵害方如果与侵害方协商不成或不愿协商，那么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代表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间的利益失衡状况进行判断，进而通过责任的转化来强制性地使侵害方对受害方所丧失的权益进行弥补；第三种，当侵害方的侵害导致被侵害方的权益所受的损害足够大时，国家就会直接介入，代表被侵害方（往往还包括社会其他成员）对侵害方进行追究及严厉制裁，侵害方此时所负担的不再是上两种情况之中的一般性补偿责任和强制性补偿责任了，而是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这种途径是相对于侵害方和被侵害方双方来说，都是被动的。在恶性责任守恒中，国家通过具体的积极的干预，使责任得以确认和转化，扮演了保护者与操作者的角色。

四 结论
本文通篇探讨的是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总量守恒问题，为了达到守恒的结果，责任的转化必不可少。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权利的利益化。笔者在文中将权利视作利益，系采广义概念。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名誉、荣誉、安全感等精神利益，既包括直接利益，也包括间接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必须是国家公权力所承认的利益，而且更多强调的是责任转化为权利后所补偿的一方的利益。这就可以解释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损害方未获利益为何还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受害方的利益减少，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出现了不平衡。另外，将权利、义务视为利益和不利益，有助于责任守恒的第一个前提：权利、义务的量化的实现。
（二）强调公权力在私法领域中的作用容易引起公权力对私权力的侵犯，但是公权力的参与是必要的。
国家作为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制定了法律，判断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协调利益冲突，实现责任转化，那么私法之私何在？笔者认为，凡事无绝对之说，笔者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权力的作用，在于为私法领域中各个主体能够进行符合各方利益的行为创造一个统一、安全而有规范环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良性责任守恒中，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当事人行为规范，使当事人可以顺利、安全、有效地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这其中的当事人意志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国家公权力是无法干预的，自然也就没有公权力对私法秩序的侵犯；在恶性责任守恒中，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国家的直接干预以使侵害方负担行政以至刑事责任本身就超越了私法的范围而处于公法范围之内，被侵害方由此可以得到较为公正的补偿和更为有力的保护，而侵害方也会受到公正的审判和应有的制裁，这些与私法领域是不冲突的，更谈不上公法对私法的侵犯问题。
（三）责任的转化与权利义务的守恒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它需要借助现有理论进行自身架构的完善。自法学诞生以来，各种概念，甚至连最基本的概念如权利、义务等都有许多种解释与争论。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用一种新的视角对权利、义务、责任及相关概念进行审视，其中的基本架构犹如两个天平和一个点（国家公权力）组成的三角。这个架构是理想化的，现实中必定有很多变形，但循环转化的总体形态应该是不变的。